庆丰县的秋阳毒得很，把食品店的白墙晒得发烫，用手一摸能烫得人缩回去。
博物馆的工人刚歇晌，木梯斜靠在墙边，梯脚还沾着墙灰，像根被遗忘的扁担，孤零零地守着半扇没刷完的窗。
钟伟站在柜台前，手指划过杉木的纹路，那些被经年累月的糖渣、油星浸润过的地方，比别处更温润，像藏着半世纪的甜，摸起来软乎乎的，能想起小时候趴在这儿闻桃酥香的日子。
“这柜台还在。”他的声音有些发涩，像被砂纸磨过，西装裤的裤脚沾着点尘土——从停车场走到这儿的几百米路，他走得比当年在跨国谈判桌上应对十几个律师还沉，每一步都踩着记忆的碎片，硌得人心慌。
柳加林从后院拎来两把竹椅，椅面的竹篾磨得发亮，放在天井里的青石板上，“吱呀”响了一声。阳光透过徽派天井的雕花窗，在地上投下细碎的光斑，像撒了把碎银，随着风动轻轻晃。
“你小时候总趴在这柜台上，看你张阿姨称桃酥。”他给钟伟倒了杯粗瓷杯的茶，茶叶在水里打着旋，浮上来又沉下去，“那时候你穿着一件蓝布衫，袖口磨得发亮，露出半截细胳膊，却总把你妈给的煮鸡蛋偷偷塞给启轩。说‘他比我小，给他吃点’。”
钟伟的手指猛地收紧，杯沿硌得指节发白，泛出青紫色。“我妈不是这么说的。”他抬眼时，眼里蒙着层雾，像庆丰常见的晨露，把什么都糊得模模糊糊，“她总说，1977年冬天，我爸被人陷害，丢了工程队的差事，是你柳加林趁机接了县钽铌矿的工程，赚了第一桶金。她说你们踩着我们钟家的苦难，才建起了后来的家业，连这食品店的本钱，都沾着我们的血。”
柳加林没说话，只是从布包里掏出个铁皮盒，锈迹斑斑的锁扣被摩挲得发亮，露出底下的银白，像老人手上被磨亮的老茧。
打开时，一股陈年的纸味漫出来，混着点樟脑的香，最上面是张泛黄的黑白照片——年轻的柳加林背着个中年男人，脊梁骨挺得笔直，后面跟着个挎竹篮的女人，梳着齐耳短发，正是钟伟的母亲。背景里的食品店刚挂上牌，红漆字还透着新鲜，像刚摘的红果子。
“这是1977年春天拍的。”柳加林的指头点着照片里的竹篮，竹篾编得细密，“你爸当时伤了腿，下不了地，家里断了粮。你妈每天天不亮就绕路来送粮票，怕被人看见嚼舌根，篮底总藏着两个热馒头，是给你爸补身子的。有回被联防队的撞见，她说是给我家送针线的，慌慌张张把粮票塞进我手里，手心全是汗，烫得我攥不住。”
钟伟的喉结动了动，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上不去下不来。他伸手想去碰照片，指尖都快挨着纸边了，又猛地缩了回来，像怕碰碎了什么稀世珍宝，指节还在微微抖。
“你妈那天偷偷跟我说，‘加林，别听外面的闲话，日子得往前过，谁都有难的时候’。”柳加林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行娟秀的字迹，用蓝黑墨水写着“柳家是好人”，末尾的点被墨迹晕开，像滴没忍住的泪，在粗糙的相纸上洇出个小小的圈。
钟伟的肩膀突然垮了，像被抽走了骨头，整个人矮了半截。他盯着那行字，嘴唇哆嗦着，半天说不出话，眼里的雾终于凝成了水，顺着眼角往下淌，砸在青石板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记忆里母亲总在灯下补衣服，针扎得又快又准，嘴里念叨着“当年要是你爸没被坑……”，却从没说过送粮票的事。他以为那些话是母亲藏在心里的刺，时时刻刻都在疼，却没想过刺的底下，还埋着这样的暖，像寒冬腊月里揣在怀里的热红薯。
“环球经纬找我当顾问时，说你们的施工队偷工减料，用劣质钢筋建桥；说张阿姨的食品店偷税漏税，账本上全是窟窿。”钟伟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哼，头埋得快碰到膝盖，“我……我信了。我想着，终于能替我妈出口气了，让你们也尝尝被人戳脊梁骨的滋味。”
他从公文包里掏出份文件，是环球经纬给的合同，纸页光滑得刺眼，“他们让我挖你们的人，搅你们的项目，说事成之后给我股份，让我当副总……”
柳加林接过合同，看都没看就揉成了团，扔进墙角的垃圾桶，发出“噗”的一声闷响。“你爸当年总说，‘伟伟这孩子心善，就是性子倔，认死理’。”
他给钟伟续上茶，热水冲得茶叶又翻腾起来，“我知道你不是坏，是被怨蒙了眼。就像这食品店的墙，当年刷白灰时没盖住那道血痕——那是你爸帮我搬货时被砸的，留着不是为了记恨，是为了记着日子有多难，得互相帮衬着才能过下去，谁也别忘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