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早上六点多，高原打了个电话过来，我听到其中一个男人对着电话说‘我们这边已经全搞定了’。挂了电话后，他们就过来重新绑了我的手脚，用布套住我的头，一个人按住我的身体，另一个人用东西砸我的头，我很快就昏过去了。”陈丽的声音越来越低，“不知道过了多久，我被疼醒了，感觉到刀子在捅我的腿和后背，我想喊，却喊不出来。后来他们揭开我的头套，看我没气了，就转身去了孩子的房间。我听到孩子的哭声，还有‘咚咚’的响声，像是把孩子往墙上撞，没过多久，孩子的声音就没了……”
“他们走的时候大概是七点半左右，我挣扎了很久，才用牙齿咬断了手上的绳子，爬出门喊救命。”陈丽说完这些，再也支撑不住，闭上眼睛昏了过去。医生赶紧过来检查，告诉赵建国等人，陈丽的身体还很虚弱，需要好好休息，不能再受刺激了。
虽然陈丽的叙述很简短，但却给专案组提供了至关重要的线索，凶手的名字“高原”。赵建国立刻安排人手，对“高原”这个名字以及同音不同字的“高元”“高源”等进行全面排查，重点排查有前科、尤其是有抢劫杀人前科的人员。同时，他们调取了陈丽家附近银行的监控录像，寻找高原取款的身影。
排查工作进行得异常顺利，不到一天的时间，一名原籍乐山的男子进入了警方的视线。高原，37岁，1995年因抢劫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2000年10月从新疆劳改农场释放后回到西昌，没有固定职业，居无定所，最近一段时间更是下落不明。“就是他了！”赵建国看着高原的照片，眼睛里闪过一丝兴奋，“他有抢劫前科，而且劳改释放后没有正当工作，具备作案动机和作案条件！”
专案组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将“10·17”案和“1·16”案并案侦查，成立州市及铁路公安机关联合专案组，全面展开对高原及其同伙的抓捕工作。当天晚上，西昌市的各个交通要道都设立了检查站，干警们顶着刺骨的寒风，对每一辆过往的车辆进行仔细检查，哪怕是一辆自行车都不放过。同时，警方对高原在劳改期间的狱友、西昌的社会关系进行了全面排查，在他们可能出现的网吧、旅馆、赌场等场所布下了天罗地网。
功夫不负有心人，案发后的第五天早上，有群众举报，在西昌市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旅馆里，看到一个和高原体貌特征相似的男人。赵建国立刻带领队员赶过去，在旅馆老板的配合下，他们悄悄来到302房间门口。李建军一脚踹开房门，只见一个男人正躺在床上睡觉，正是高原！没等他反应过来，干警们就冲上去将他按在地上，戴上了手铐。
“你们凭什么抓我？我没犯法！”高原挣扎着，嘴里大喊大叫。赵建国冷冷地看着他，“高原，别装了，1月16日火车站职工宿舍的案子，你参与了吧？”听到“1月16日”这几个字，高原的身体明显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了镇定，“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我没去过什么职工宿舍。”
审讯工作一开始就陷入了僵局。高原坐在审讯室里，一言不发，不管干警们怎么问，他都只是低着头，用沉默对抗。审讯室里的灯光惨白，照在他脸上，显得格外阴森。赵建国知道，高原是劳改释放人员，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普通的审讯方法对他没用。他决定改变策略，不再直接问案件的情况，而是和他聊起了他的家庭。
“你老家在乐山农村，家里有一个老母亲，还有一个妹妹，对吧？”赵建国递给高原一支烟，“你妹妹去年结婚了，你母亲身体不好，一直盼着你能找份正经工作，好好过日子。”听到母亲和妹妹的名字，高原的身体微微动了一下，眼神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
“你知道吗？‘10·17’案中，受害者谢志平家里也有一个十岁的孩子，和你妹妹的孩子差不多大。”赵建国的声音很沉重，“那个孩子本来可以像你妹妹的孩子一样，健康快乐地长大，却被你们残忍地杀害了。如果你母亲知道你做了这样的事情，她会怎么想？”
这句话像是戳中了高原的软肋，他的身体开始发抖，眼泪慢慢流了下来。过了好一会儿，他终于抬起头，声音沙哑地说：“我招……我全都招……”
根据高原的交代，他的同伙是罗金良和王帮卫，都是他在新疆劳改农场的狱友。2000年他们一起释放后，回到西昌找不到正经工作，就动了抢劫的念头。“10·17”案发生前，他和罗金良假装成收电话费的工作人员，去宁远安居小区踩点，本来想对谢志平一家下手，结果因为不小心暴露了自己的名字，就暂时放弃了。可没过多久，他就听说谢志平一家被灭门的消息，他怀疑是罗金良伙同王帮卫干的，却没有声张——因为他也想分一杯羹。
“后来罗金良找到我，说他们抢了谢志平家，拿到了两千多块钱，很快就花光了，让我一起再找个目标。”高原低着头说，“我们就盯上了陈丽家，因为陈丽的丈夫是铁路职工，我们觉得他家条件不错。我假装成他丈夫的朋友打电话骗开了门，没想到陈丽居然活了下来。”
赵建国让技术科的干警拿出“10·17”案中银行取款的监控录像，放在高原面前。画面中，一个穿着黑色外套的男人正在取款，正是罗金良。“没错，就是他。”高原点了点头，“他说谢志平家的五千块钱存折是定期的，取不出来，就拿了那张两千多块钱的活期存折。”
根据高原提供的线索，罗金良在案发后已经逃往攀枝花，可能藏在他的一个远房亲戚家。赵建国立刻安排李建军带领抓捕小组，连夜赶往攀枝花。攀枝花距离西昌有三百多公里，当时的公路还很崎岖，抓捕小组的车在山路上颠簸了整整六个小时，才到达攀枝花市区。他们没有休息，立刻根据高原提供的地址，找到了罗金良远房亲戚家所在的小区，开始蹲守。
小区里人来人往，抓捕小组的干警们伪装成路人，分散在各个角落。李建军坐在一辆租来的面包车里，紧盯着小区门口，眼睛都不敢眨一下。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从早上一直等到晚上，罗金良始终没有出现。就在大家有些疲惫的时候，李建军突然看到一个穿着灰色夹克的男人从小区里走出来，正是罗金良！他赶紧用对讲机通知其他队员，“目标出现，准备行动！”
罗金良显然很警惕，走出小区后四处看了看，然后朝着路边的一个IC公用电话亭走去。他拿起电话，刚拨了一个号码，李建军就带领队员冲了上去，将他按在地上。“你们是谁？放开我！”罗金良拼命挣扎，李建军冷冷地说：“罗金良，我们是西昌警察，跟我们回去配合调查吧。”听到“西昌警察”四个字，罗金良的身体瞬间软了下来，不再挣扎。
1月23日深夜，罗金良被押回西昌。走进审讯室，他看到坐在里面的赵建国，就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和高原不同，罗金良没有抵抗，一坐下就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10·17’案是我和王帮卫干的，高原一开始没参与，后来他知道了，就加入了我们。”罗金良的声音很平静，仿佛在说别人的事情，“我们觉得谢志平家好下手，就假装收电话费的踩点，后来觉得时机成熟了，就晚上翻窗进去，绑了他们一家三口，抢了钱之后就杀了他们。”
“为什么要杀了孩子？他才十岁，什么都不知道！”赵建国气得拍了桌子。罗金良抬起头，眼神里没有丝毫愧疚，“我们的原则就是赶尽杀绝，不留活口，不然迟早会被警察抓到。”
根据罗金良的交代，王帮卫和李光明、于银财也参与了部分案件，他们都是一伙的，经常一起作案。“王帮卫这个人心理变态，以杀人为乐，他说他以前在成都杀过两个人，都没被抓到。”罗金良说，“我们已经在成都和西昌踩好了几个点，本来打算过几天再干一票，没想到陈丽没死，你们来得这么快。”
专案组立刻展开对王帮卫、李光明、于银财的抓捕工作。由于他们都是流窜作案，居无定所，抓捕工作异常艰难。干警们分成多个小组，奔赴成都、乐山、攀枝花等地，排查他们可能出现的场所。经过十天的努力，王帮卫终于在成都的一个网吧里被抓获，李光明和于银财也相继落网。
在审讯王帮卫的时候，这个自称“杀人为生”的男人表现得异常嚣张。“我就是喜欢杀人，看着他们倒在我面前，我就觉得痛快。”王帮卫的脸上带着冷笑，“在成都杀的那两个人，你们都没抓到我，要不是这次被陈丽坏了好事，你们照样抓不到我。”
“你就不怕被枪毙吗？”赵建国看着他，眼神里充满了厌恶。王帮卫无所谓地笑了笑，“我从第一次杀人就知道自己迟早有这一天，反正活够了，杀一个够本，杀两个赚一个。”
这伙凶手的作案动机简单得令人发指——他们个个身强力壮，却贪图享乐，不愿意靠劳动赚钱，把抢劫杀人当成了“谋生手段”。在他们看来，没钱花了就找个目标抢劫，为了不被举报，就赶尽杀绝，从来没有想过那些受害者也是有家庭、有亲人的。他们抢走的钱，很快就被用来喝酒、赌博、嫖娼，花光了就再找下一个目标，像一群没有人性的豺狼。
案件告破的消息传遍了西昌，宁远安居小区的居民们终于松了一口气。那天晚上，小区里的灯亮到了很晚，居民们走出家门，互相诉说着心中的喜悦，孩子们又重新在广场上嬉闹起来，老人们也回到了花坛边打盹、聊天。谢远平来到哥嫂家的楼下，看着那扇熟悉的窗户，眼泪又流了下来，他知道，哥嫂和侄子的在天之灵终于可以安息了。
陈丽在医院里慢慢康复，虽然身体上的伤口渐渐愈合，但心理上的创伤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平复。唐建国每天都陪在她身边，给她讲外面的事情，告诉她凶手已经被抓到了，让她安心养病。当听到王帮卫等人被抓获的消息时，陈丽的眼睛里流下了眼泪，这一次，是释然的眼泪。
专案组的干警们却没有放松，他们知道，这伙凶手在成都还有未查清的案件，必须彻底调查清楚，给受害者一个交代。赵建国带领队员们赶赴成都，调取了当地的积案资料，经过比对，确认王帮卫所说的在成都杀害的两个人，正是1998年发生在成都武侯区的两起抢劫杀人案的受害者。至此，这伙凶手的罪行全部查清，他们在短短几年内，先后在成都、西昌等地抢劫杀人，造成了多个家庭的破碎。
2002年5月，凉山州中级人民法院对这起连环灭门案进行了公开审理。法庭上，王帮卫、罗金良、高原等凶手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面对受害者家属的控诉，他们有的低头沉默，有的则毫无表情。最终，法院以抢劫罪、故意杀人罪、强奸罪判处王帮卫、罗金良、高原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行刑的那天，西昌下起了小雨，仿佛在为那些无辜的受害者哀悼。赵建国和李建军站在警戒线外，看着押送凶手的车辆驶进刑场，心里百感交集。他们知道，这起案件的告破，不仅告慰了受害者的在天之灵，也给了西昌人民一个安宁的生活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