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5月的宜宾，竹海镇的竹浪正随着初夏的风轻轻起伏，青灰色的瓦檐下，一碗刚煮好的燃面冒着热气。小李坐在自家堂屋的木桌前，看着母亲颤抖着给自己夹了一筷子笋干，突然红了眼眶——这是他三年来，第一次吃到没有霉味、不用掺着狗粮的热饭。
桌角的手机屏幕亮着，是四川宜宾市公安局梁海分局民警发来的消息：“安心在家，后续事宜我们会跟进。”指尖划过屏幕，小李的思绪又飘回了那个尘土飞扬、充斥着电棍嗡鸣和狗吠的缅北小镇。
小李的家在宜宾市竹海镇，这里是“中国竹子之乡”，漫山遍野的楠竹像绿色的海洋，风一吹，竹叶沙沙响，能盖过镇上小集市的喧闹。2018年，22岁的小李从外地打工回来，没再出去——他看着家门口那片竹海，琢磨着做竹特产生意：收老乡家的竹荪、笋干，打包好卖给城里的餐馆和电商平台。
“小李，你这竹荪是不是今年新晒的？”每个赶集日，总会有熟客在他的小摊前停下。小李总是笑着掀开纱布，露出雪白的竹荪：“张婶，您放心，都是上周刚收的，没掺一点陈货。”他的小摊不大，就一张木桌，铺着蓝格子布，旁边放着一个泡沫箱，里面装着冰袋，怕天热坏了干货。
那时候的日子，算不上大富大贵，但足够安稳。每天早上，他骑着电动三轮车去山里收货，中午在老乡家蹭碗饭，下午回来打包发货，晚上跟母亲坐在院子里剥玉米，听她念叨“该找个对象了”。他跟母亲说：“等我再赚两年，把小摊扩成小店，就娶媳妇。”母亲笑着拍他的手：“不急，先把日子过稳当。”
2019年底，小李的生意刚有起色——他跟城里两家连锁餐馆签了供货协议，每个月能稳定赚八千多。他还在镇上租了个小仓库，打算年后进一批真空包装机，把特产卖到更远的地方。可谁也没料到，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把他的计划全打乱了。
2020年春节刚过，疫情的消息传到了竹海镇。一开始，只是镇上的集市停了，后来，城里的餐馆也关了门——餐馆老板给小李打电话，语气无奈：“小李，实在对不住，我们这停业了，货暂时不要了。”
小李拿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仓库里，看着堆得像小山似的竹荪和笋干，心里发慌。他试着在网上卖，可快递停了，就算有人下单，也发不出去。老乡们也来问：“小李，还收笋干不？”他只能苦笑着摇头：“再等等，等快递通了再说。”
日子一天天过去，仓库里的干货开始受潮，有的甚至长了霉点。小李心疼得直跺脚——那都是他真金白银收来的，还有一部分是跟亲戚借的钱。母亲看着他日渐憔悴，偷偷把自己的养老钱拿出来：“儿子，实在不行，咱就把货处理了，别亏太多。”
可处理也没人要。到了3月份，小李不仅赔光了所有积蓄，还欠了两万多块钱。他每天坐在家门口的竹凳上，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空落落的。他想过出去找工作，可疫情期间，哪里都不好找；想再做点小生意，又没本钱。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手机响了——是发小阿强打来的。
阿强跟小李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两年前去了“外地”，偶尔会给小李发些“赚钱”的朋友圈，比如晒豪车、晒现金。小李之前没太在意，觉得阿强可能是运气好。
“喂，强子，咋想起给我打电话了？”小李接起电话，声音有点蔫。
“咋了？听你声音不对啊。”阿强的语气很热情，“是不是生意不好做？”
小李叹了口气，把疫情导致生意崩盘的事说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然后阿强突然说：“兄弟，要不你跟我来干？我这边有个活儿，轻松，一年能赚几十万。”
小李愣了一下：“几十万？啥活儿这么赚钱？”
“电话销售，很简单，就是给人打打电话，介绍产品。”阿强说得轻描淡写，“现在好多行业都做这个，你之前做过生意，口才好，肯定能行。”
小李有点心动，但又有点犹豫：“在哪啊？离宜宾远不远？”
“不远，就在瓦邦，缅甸北部，离云南边境近，你坐车到云南，我让人接你。”阿强顿了顿，又补了一句，“对了，路费不用你出，到了公司，老板给报。”
挂了电话，小李心里翻来覆去地想：几十万，要是能赚到，不仅能还了债，还能把小店开起来。可他也听人说过，缅甸北部不太平，有点乱。他跟母亲商量，母亲皱着眉：“那地方太远了，要不还是在本地找活儿吧？”
可那时候的小李，满脑子都是“赚大钱”，没把母亲的担心放在心上。接下来几天，阿强又打了好几次电话，每次都催他：“兄弟，机会不等人，我这都帮你留好位置了，再不来就给别人了。”还发了几张“公司宿舍”的照片——照片里是干净的单间，有空调，有阳台。
小李彻底被说动了。他跟母亲说：“妈，我去试试，要是不行，我就回来。”母亲拗不过他，只能帮他收拾了行李，塞了几百块钱在他兜里：“在外边照顾好自己，有事给家里打电话。”
2020年3月中旬，小李背着行李，坐上了去云南的火车。他不知道，这一去，等待他的不是“年薪几十万”的工作，而是地狱般的三年。
从宜宾到云南边境，要坐十几个小时的火车，再转长途汽车。到了云南一个小镇，阿强说的“接他的人”来了——是两个皮肤黝黑、身材高大的男人，穿着迷彩服，说话带着浓重的口音。
“是小李吧？跟我们走。”其中一个男人说，语气没什么温度。
小李跟着他们，坐上了一辆破旧的皮卡车。车开了两个多小时，越开越偏，最后停在了一片山林边。“下来，跟着我们走。”男人说。
小李跟着他们翻山，山路崎岖，到处是碎石和荆棘，他的鞋子被划破了，脚也磨出了血。走了大概三个小时，终于到了一条河边——河对岸，就是缅甸瓦邦。
“快，坐船过去。”男人催促着，把他推上了一艘小竹筏。竹筏很小，只能坐两个人，船夫划着桨，河水湍急，小李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到了对岸，是一个尘土飞扬的小镇，路边全是低矮的铁皮房，墙上贴着“招工”的海报，上面写着“月薪过万，包吃包住”。几个背着枪的人站在路边，眼神凶狠地盯着来往的人。
“跟我们去公司。”接他的男人又说，带着他往小镇深处走。走了大概十分钟，到了一栋两层的铁皮房跟前，门口站着两个拿着电棍的看守。
“进去吧。”男人把他推进门，然后转身就走。
小李刚进门，一个穿着黑色t恤的男人就走了过来，伸手：“手机拿出来。”
“为啥要拿手机？”小李有点警惕。
“公司规定，上班期间不能用私人手机，统一保管。”男人的语气很强硬，旁边的看守也凑了过来，手里的电棍发出“滋滋”的响声。
小李不敢反抗，只能把手机递了过去。男人接过手机，随手扔在一个铁盒子里，里面已经装了十几部手机。
“跟我来。”男人带着他上了二楼，推开一间房门——里面挤了二十多个人，都是年轻人，有的坐着，有的站着，脸色都很苍白。房间里没有窗户，只有一个小排气扇在转，空气里弥漫着汗味和霉味。
“找个地方坐下，不准说话，不准乱动。”男人说完，就关上门走了。
小李找了个角落坐下，旁边一个看起来跟他差不多大的年轻人偷偷碰了碰他的胳膊，小声说：“你也是来做‘电话销售’的？”
小李点点头：“是啊，你呢？”
“我也是，被骗来的。”年轻人叹了口气，“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公司，是诈骗窝点，我们都被控制了。”
小李心里一沉：“你怎么知道？”
“我来了三天了，手机被收了，不让出去，每天只能吃两顿稀饭。”年轻人的声音带着哭腔，“我想回家，可他们看得太紧了。”
小李这才意识到，自己被骗了。他想起母亲的叮嘱，想起家里的竹浪，心里又悔又怕。可现在，手机被收了，门被锁了，他连求救的机会都没有。
接下来的几天，小李和其他年轻人被关在房间里，每天只能吃两顿稀得能照见人影的稀饭，想上厕所，得先跟看守打报告，然后由看守跟着去——厕所是露天的，又脏又臭。他们不准交流，一旦被看守发现说话，就会被用电棍打。
小李每天都在想，怎么才能出去。可他看着门口荷枪实弹的看守，又不敢轻举妄动。他想起阿强，想起那个热情的发小，心里又恨又气——原来，所谓的“好兄弟”，只是把他推进火坑的刽子手。
2020年8月，小李被关了五个月后，终于被“转移”了——两个看守把他从铁皮房里拉出来，推上了一辆皮卡车。车开了大概一个小时，停在了一栋更大的建筑前，上面写着“xx科技公司”。
走进公司，一个穿着西装、戴着金链子的男人坐在办公桌后，手里拿着一张纸。“你叫小李是吧？”男人抬头看了他一眼，“签了这张欠条，你就可以‘上岗’了。”
小李拿起纸一看，上面写着：“今欠xx公司10万元，用于支付‘劳务介绍费’，将通过工作所得偿还，若未还清，自愿接受公司处罚。”
“我没借你们钱，为什么要签？”小李下意识地拒绝。
“没借？”金链子男人冷笑一声，指了指门口的看守，“你从瓦邦过来，路上的路费、食宿费，都是我们给的；把你从之前的地方‘买’过来，又花了5万。这10万，是你欠我们的。”
小李这才明白，原来他和其他年轻人，都是被“倒卖”的——之前控制他们的人，是专门“招工”的中介公司，把他们骗来、控制住，再卖给诈骗公司，诈骗公司再让他们签欠条，相当于“买人”的钱，要由他们自己还。
“我不签。”小李咬着牙说。
“不签？”金链子男人挥了挥手，两个看守立刻走了过来，手里拿着电棍，还有一个看守竟然端着一把枪，枪口直接顶在了小李的太阳穴上。
冰冷的枪口贴着皮肤，小李的身体瞬间僵住了。“签不签？”看守的声音很凶。
小李看着枪口，又看了看金链子男人的眼神，知道自己没有选择。他颤抖着拿起笔，在欠条上签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欠条，小李被直接带到了“机房”——一个几百平米的房间，摆满了电脑，每个电脑前都坐着一个年轻人，手里拿着电话，嘴里说着什么。“坐下，这是你的工位。”一个看守把他推到一个空位上，递给他一张纸，上面写着密密麻麻的话术，“照着念，每天必须骗到5000块，完不成任务，就等着受罚。”
小李看着话术单，上面全是骗钱的套路：“您好，我是xx金融公司的，您有一笔额度可以提现，需要先交手续费”“您的快递丢失了，我们可以赔偿，但需要您提供银行卡信息”……他之前做小生意，从来都是诚信经营，现在让他骗别人的钱，他实在做不到。
第一天，小李坐在电脑前，手里拿着电话，却一个都没打出去。到了晚上，看守过来检查业绩：“你今天骗了多少钱？”
“我没打……”小李的声音很小。
“没打？”看守二话不说，拿起电棍就朝他的胳膊打了过去。“滋滋”的电流声响起，小李疼得大叫一声，胳膊瞬间就肿了起来。“明天再完不成任务，就打断你的腿！”
接下来的几天，小李只能硬着头皮打电话。可他说话结结巴巴，根本没人信他的话。有一次，他给一个老人打电话，老人说：“小伙子，你这是诈骗吧？我儿子是警察，我让他给你打电话。”小李吓得赶紧挂了电话。
业绩一直完不成，小李每天都要被打。有时候是电棍，有时候是皮带，有时候是拳头。他的胳膊、背上全是伤，旧伤没好，又添新伤。机房里的其他人也一样，只要完不成任务，就会被虐待。有一次，一个年轻人因为连续一周没业绩，被看守打得嘴角流血，躺在地上爬不起来。
小李看着眼前的一切，心里只有一个念头：逃出去，回家。
在机房待了一个月后，小李认识了两个跟他一样想逃跑的年轻人——一个是贵州的小杨，一个是湖南的小陈。他们三个偷偷约定，等看守换班的时候，趁乱逃出去。
换班时间是晚上12点，那时候看守会去吃饭，只有一个人在门口守着。他们计划好：小杨负责引开门口的看守，小陈负责开门，小李跟着他们一起跑。
那天晚上，小李躺在宿舍的硬板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他看着窗外的月亮，心里又紧张又期待——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母亲的笑脸，看到了竹海镇的竹浪。
11点50分，小杨悄悄起身，走到门口，故意咳嗽了一声。门口的看守不耐烦地问：“干什么？”
“我想上厕所。”小杨说。
看守骂了一句，打开门，跟着小杨往厕所走。小陈趁机冲过去，打开了宿舍的门。“快，跑！”小陈压低声音说。
小李跟着他们，撒腿就跑。宿舍在一楼，出门就是一片空地，空地尽头是公司的大门。他们跑得很快，眼看就要到大门了——突然，一束强光灯照了过来，像舞台上的追光，瞬间把他们钉在了原地。
“站住！别跑！”看守的喊声响起，紧接着，就是“嗖嗖”的风声——是看守在扔石头，还有狗吠声，越来越近。
小李回头一看，几个看守拿着电棍、牵着狼狗追了过来，还有两辆皮卡车开着大灯，朝他们冲过来。“快跑！”小李大喊一声，可他们怎么跑得过汽车和狼狗？
没跑几步，小陈就被狼狗扑倒了，狼狗咬着他的腿，疼得他大叫。小杨想回去救他，却被看守用电棍打倒在地。小李也没能幸免，一个看守从后面追上他，用皮带缠住他的脖子，把他拽倒在地。
他们三个被拖回了公司，关在了一间小黑屋里。金链子男人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根钢管：“想跑？我让你们知道，跑的后果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