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连发生的几起“爆炸未遂案”让吉林警方高度重视，他们成立了专案组，开始在全市范围内排查可疑人员。葛毅躲在出租屋里，每天看着新闻报道，心里越来越害怕——他能感觉到警方的排查越来越紧，再待下去很可能会被发现。他不敢再投放炸弹，也不敢回家，连夜收拾了东西，背着一个包，偷偷打车离开了吉林市，再次逃往沈阳。
到了沈阳，葛毅在西塔附近租了一间隐蔽的出租屋。他不甘心失败，开始分析吉林炸弹没炸响的原因——他觉得是导火索的问题，之前用的导火索太细，容易受潮，导致炸弹无法引爆。这次，他换了一种更粗的导火索，还在炸弹里加了更多的火药，确保能炸响。
2010年7月12日一大早，葛毅带着一颗改进后的炸弹，来到了皇姑区房地产交易大厅。那时候正是上班时间，大厅里人来人往，他假装是来办理业务的，趁没人注意，把炸弹放在了二楼男厕所的一个隔间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然后他快速离开了交易大厅，躲在对面的一栋楼里，等着听爆炸声。
十分钟过去了，交易大厅里没有任何动静。葛毅心里一沉，知道又失败了。他不敢回去查看，只能悻悻地回到出租屋。
可葛毅没放弃。当天午夜，他又带着一颗炸弹，来到了铁西区南六中附近的“老海饺子馆”。那时候饺子馆里还有几桌客人，葛毅从后门溜进去，把炸弹放在了男厕所的角落里，设定了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这次，他躲在饺子馆对面的一个胡同里，紧张地盯着手表。
十分钟后，“轰隆”一声巨响，饺子馆的窗户玻璃瞬间被震碎，里面传来一阵尖叫声和桌椅倒塌的声音。葛毅看到有人从饺子馆里跑出来，有的衣服上沾着灰尘，有的吓得脸色苍白。他抑制不住内心的兴奋，在胡同里手舞足蹈——这是他第一次成功制造爆炸！
第二天，葛毅去中兴大厦买了一本复印纸，又到南站附近的邮局买了三百个信封和三百张邮票。他回到出租屋，拿出电话号码簿，按照上面的企业地址，开始写恐吓信。信的内容很简单，却充满了威胁：“沈阳市前几天的爆炸案都是我干的，你公司已经被我盯上了。限你三天内准备3万元（有的写5万元），存到指定的银行账号（冯立国的储蓄卡），如果不存，我就炸了你的工厂，让你死无葬身之地！”
写完信后，葛毅拿着信去了台安县的一家复印社，复印了三百份。回到沈阳后，他把这些恐吓信装进写好地址的信封里，趁着夜色，投进了太原街附近的几个邮筒里。他想象着那些厂长经理收到信后惊慌失措的样子，想象着银行卡里的钱越来越多，心里美滋滋的。
可葛毅不知道，沈阳警方早就对这两起爆炸案高度重视，成立了专案组，并且监控了全市的邮筒——他们料到凶手可能会通过邮寄恐吓信来敲诈勒索。葛毅投进邮筒里的三百封恐吓信，全被警方截获，一封也没寄出去。
几天后，葛毅躲到鞍山市，用假身份证去银行查储蓄卡的余额，却发现里面一分钱都没有。他纳闷极了：“这么大的爆炸案，怎么没人害怕？沈阳人怎么这么‘硬气’？”他不知道，自己的恐吓信根本就没送到对方手里。
敲诈失败，葛毅不仅没拿到钱，反而把自己讨债时攒下的一点钱都花光了。他心里又气又急，开始琢磨着“更大的生意”。他知道沈阳的风声太紧，不能再待下去，就躲到了台安县的一家小旅社里。
在旅社里，葛毅想起了当年逃跑的连襟孙远江。他试着给孙远江打了个电话，没想到孙远江还真接了——孙远江这些年一直负案在逃，靠打零工为生。两人约在一个偏僻的小饭馆见面，孙远江还带了两个朋友，一个叫庞文东，一个叫田勇。这两个人都是游手好闲之辈，整天想着怎么挣快钱。
几个人喝着酒，聊起了各自的“遭遇”，越聊越投机。葛毅说自己“想挣大钱，却一直没机会”，庞文东立刻接话：“不如咱们去抢长途大客车吧，那些客车里肯定有不少钱！”田勇和孙远江也纷纷表示同意——他们都缺钱，也都不怕冒险。
就这样，一个犯罪团伙形成了。他们开始积极准备：庞文东从朋友手里借了一辆红色夏利轿车，作为作案工具；葛毅和孙远江去市场买了尖刀、木棒，作为凶器；几个人还多次在台安县附近踩点，观察长途客车和货车的行驶路线。
2010年10月初的一天夜里，葛毅、孙远江、庞文东、田勇，还有一个叫“小五”（身份不详）的同伙，驾驶着红色夏利轿车，在台安县城转盘附近盯上了一辆外地的大货车。他们跟着货车，一直开到城郊的一处偏僻路段——这里路灯稀少，周围都是农田，很少有车辆经过。
庞文东加快车速，追到大货车前面，逼停了货车。葛毅和孙远江拿着尖刀，田勇和小五拿着木棒，从夏利车上下来，冲到货车驾驶室旁边，用力拍打着车门，大喊：“开门！下来！”
货车司机吓了一跳，慢慢打开车门。葛毅一把揪住司机的衣领，问：“谁是车主？”坐在副驾驶位置上的一个中年男人战战兢兢地说：“我……我是。”葛毅上去就是一拳，打在车主的脸上，然后把他拽下车，按在地上一顿毒打。车主被打得鼻青脸肿，躺在地上不敢动。
这时候，货车里还有一个老人和一个小孩——是车主的父亲和儿子。小孩才五岁，见了这阵势，吓得哇哇大哭。葛毅嫌小孩吵，对着车主吼：“赶紧把钱拿出来，不然我对老人和小孩不客气！”
车主早就被打怕了，赶紧从衣兜里掏出仅有的八百块钱，还有一部旧手机。葛毅接过钱和手机，又让孙远江去货车里搜——孙远江在驾驶室的储物格里搜出了一千六百块现金。葛毅见再也搜不出钱，就骂了一句“真穷”，然后带着同伙开车扬长而去。
抢来的两千四百块钱，几个人没几天就花光了——喝酒、赌博、买烟，很快就挥霍一空。葛毅觉得“抢货车来钱太慢，也挣不了大钱”，他跟同伙提议：“不如咱们绑架出租车司机吧，出租车司机家里一般都有点钱，而且咱们可以跟他家里要赎金，想要多少要多少！”
其他几个人一听，立刻拍即合——绑架比抢劫来钱快，而且风险相对“小”一点。他们觉得沈阳的爆炸案风头已经过去了，就悄悄回到了葛毅在西塔的出租屋，开始制定绑架计划：由葛毅出面，以“搬电脑”为借口，把出租车司机骗到出租屋里，然后其他同伙再出来动手，把司机控制住，之后跟他家里要赎金。
几天后的一个傍晚，葛毅在街头拦了一辆出租车，跟司机说：“师傅，我家在西塔附近的老楼里，有台电脑要搬，麻烦你跟我去一趟，运费我多给你点。”司机见葛毅看起来“老实”，又能多挣钱，就答应了。
到了出租屋楼下，葛毅让司机跟他上楼搬电脑。司机有点犹豫——天黑了，而且这栋楼看起来很偏僻。葛毅赶紧说：“就在三楼，很快就搬完，我再加你五十块钱。”司机想了想，还是跟着葛毅上了楼。
到了三楼门口，葛毅掏出钥匙开门，一边开门一边说：“电脑有点重，等会儿麻烦你搭把手。”门一打开，潜伏在屋里的孙远江、庞文东、田勇就冲了出来，手里拿着尖刀和绳子，想把司机控制住。
司机一看情况不对，知道自己被骗了，他一边大喊“救命”，一边拼命往楼下跑。葛毅伸手想拽他，却没拽住。孙远江等人也赶紧追上去，可司机跑得很快，一转眼就跑下了楼，冲出了楼道，对着街上大喊“有人绑架”。
葛毅等人知道坏事了，也顾不上别的，赶紧收拾东西，慌不择路地逃离了出租屋。逃跑的时候，葛毅不小心把随身携带的挎包丢在了楼道里——包里有他的电话号码簿、一台录音机，还有那张“冯立国”的假身份证。
警方接到司机的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葛毅的出租屋。虽然歹徒已经逃跑，但警察在出租屋里搜出了大量制造炸弹的化工原料（硝酸铵、硫磺、木炭等）、制作炸弹的工具，还有那张假身份证。结合之前的爆炸案，警方立刻意识到：这个出租屋的主人，就是沈阳、吉林系列爆炸案的凶手！
缠绕吉林、沈阳两地警方三个月之久的系列爆炸案，终于露出了冰山一角。警方立刻对葛毅、孙远江等人展开通缉，同时在全市范围内进行地毯式排查。
葛毅等人逃出沈阳后，知道这里再也不能待了，而且出租车司机肯定能认出他们，警方很快就会找到他们。几个人互相埋怨了几句，最后“做鸟兽散”——孙远江躲回了本溪，庞文东去了大连，田勇回了台安，葛毅则躲到了鞍山的一家小旅馆里。
一个月过去了，葛毅觉得风头渐渐过去了，可他还是没找到“挣大钱”的机会。他每天憋在旅馆里，心里越来越急——他想尽快挣到钱，还上父母的十万块，也想让自己过上“有钱人”的生活。他觉得人多容易坏事，就想找个“靠谱”的同伙，最后他想到了田勇——田勇做事胆大心细，而且不计后果，跟他合作“放心”。
葛毅联系上田勇，两人约在辽中县见面——辽中是沈阳市管辖的一个小县城，人口不多，环境也相对陌生，不容易被警察发现。他们决定在辽中绑架出租车司机，因为小县城的出租车司机警惕性相对较低，而且家里一般都能拿出点赎金。
有一天傍晚，葛毅和田勇在辽中县的一个转盘处物色目标。很快，他们盯上了一辆白色的捷达出租车——司机看起来四十多岁，穿着朴素，不像有防备的样子。葛毅拦下车，跟司机说：“师傅，我们要去牛心坨，多少钱？”司机报了价，葛毅和田勇就上了车，葛毅坐在副驾驶，田勇坐在后座。
车开了大约半个小时，快到牛心坨的时候，田勇突然说：“师傅，我有点内急，你停下车，我去方便一下。”司机没多想，把车停在了路边的一处空地上。车刚停下，坐在后座的田勇就掏出一根绳子，想勒住司机的脖子，葛毅则从怀里掏出一把尖刀，架在了司机的脖子上，恶狠狠地说：“别动！动一下我就杀了你！”
司机吓得一哆嗦，但他也不是软柿子——他知道一旦被控制住，后果不堪设想。他趁葛毅不注意，猛地伸手去夺刀。葛毅没想到司机会反抗，手一松，刀被司机夺了过去，可司机的双手也被刀划得鲜血淋漓，脖子上也被划了一道口子，鲜血顺着脖子流了下来。
但司机毕竟寡不敌众，葛毅和田勇很快就把他按在了座位上，用绳子把他的手脚捆得严严实实，又用胶带把他的嘴和眼睛封上，然后把他塞进了出租车的后备箱里。
葛毅开着出租车，田勇坐在副驾驶，把车开到了附近的一座大山里——这里人迹罕至，很隐蔽。他们把车停在一个山洞旁边，然后从司机的身上翻出了五百多块钱和一部手机。
按照预定计划，葛毅用司机的手机给司机的妻子打了电话，恶狠狠地说：“你男人在我们手里，限你明天中午之前准备好八万块钱，一分都不能少！要是敢报警，或者钱没凑够，我们就杀了他！”
司机的妻子一听就慌了，带着哭腔说：“别伤害他，钱我们会想办法，能不能少点？我们家没那么多钱……”葛毅不耐烦地说：“少废话！八万块，一分都不能少！明天中午我再给你打电话，告诉你交钱的地方！”为了让司机妻子相信，葛毅还把胶带从司机嘴上撕开一点，让他跟妻子说了几句话——司机声音沙哑，带着哭腔，让妻子“赶紧凑钱，别报警”。
挂了电话后，葛毅和田勇就在山洞里等着，心里盘算着拿到钱后怎么分赃。这一夜，他们没敢睡觉，每隔一段时间就去后备箱看看司机的情况，怕他跑了或者出意外。期间，葛毅还多次给司机妻子打电话，催促她“尽快凑钱”。
到了第二天中午，葛毅再次给司机妻子打电话，问她“钱准备好了没有”。司机妻子说：“我们只凑到了五千块钱，实在凑不到更多了，你们能不能再宽限几天？”葛毅一听就火了，对着电话吼：“五千块？你打发要饭的呢！赶紧想办法，不然我现在就杀了他！”
可就在葛毅对着电话咆哮的时候，远处传来了警笛声——原来，司机妻子在接到电话后，第一时间就报了警。警方通过手机定位，锁定了葛毅和田勇的位置，然后调集了大量警力，包围了这座大山。
葛毅和田勇听到警笛声，顿时慌了神。他们想开车逃跑，可刚打开车门，就看到周围已经布满了全副武装的警察，手里拿着枪，对着他们大喊：“不许动！放下武器！”
葛毅知道自己跑不掉了，他瘫坐在地上，看着越来越近的警察，心里充满了绝望。田勇还想反抗，可刚掏出刀，就被警察制服了。
被戴上手铐的那一刻，葛毅终于意识到自己错了——他不该被金钱冲昏头脑，不该一步步走向犯罪的深渊。他想起了年迈的父母，想起了辛苦持家的妻子，想起了才上小学的儿子，眼泪忍不住流了下来。他说：“正邪之间其实只是一念之差，我完全可以选择另外一条光明之路，都怨那个该死的定时引爆，葬送了我的青春年华。”
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葛毅的犯罪行为已经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危害——他制造的爆炸案引起了群众的恐慌，他的绑架、抢劫行为伤害了无辜的人。等待他的，将是法律的严惩。
当葛毅被押上警车，离开大山的时候，他回头望了一眼远处的村庄——那里有炊烟升起，有孩子的笑声，那是他曾经向往的生活，可他却亲手把自己推向了地狱。可怕的邪念一旦产生，就再也无法停下罪恶的脚步，等到蓦然回首时，早已走到了生命的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