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悍匪马汉庆：9年逃亡路与双面人生
1996年的武汉一月，寒风吹过古田片区的老厂房，墙面上还留着上一年度“安全生产”的红色标语，冻得发硬的柏油路上，自行车铃铛声此起彼伏——对于武汉有机化工厂（网络上亦有“武汉有机股份公司”的说法，实为同一企业不同时期称谓）的职工来说，1月10号是比过年还让人惦记的日子，这是发工资的正日子。
天刚蒙蒙亮，出纳员老张就揣着单位的提款凭证出了门，手里紧紧攥着个牛皮信封，里面装着取款所需的全部手续。跟他一起的，还有司机冯来学、两名年轻的财务员，以及负责保卫的京警戴明哲和27岁的杨成。几人坐进一辆墨绿色的运钞车，车厢里放着两根一米来长的电警棍——这是当时仅有的“重型装备”。
“老张，你这提款凭证可得藏好，别让风刮跑了。”冯来学一边检查车况，一边笑着打趣。老张抹了把额头的汗，哪怕天寒地冻，他手心还是攥出了潮气：“放心，这可是全公司几百号人的血汗钱，丢了我这条老命都赔不起。”
运钞车慢悠悠开到桥口区工商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时，刚过7点半。办事处的卷闸门刚拉开一半，工作人员正忙着打扫卫生。老张跟着柜台职员进了屋，看着一沓沓崭新的人民币被清点、捆扎，最后装进一个藏蓝色的密码箱——那箱子是铁皮做的，沉甸甸的，装满钱后足有三四十斤重。“一共65万，您点一下。”职员把密码箱推到老张面前，老张数了数捆数，确认无误后，双手托着箱子往外走。
1996年的65万是什么概念？当时武汉职工的月平均工资不过400元左右，65万相当于一个普通职工135年的工资总和。街坊邻居要是知道谁家藏着这么多钱，能整夜睡不着觉。
8点20分，老张把密码箱放进运钞车的副驾，冯来学拧开钥匙，引擎刚发出“轰隆隆”的启动声，突然从路边的梧桐树后冲出来两个黑影——两人都戴着肉色丝袜面罩，只露出一双双发狠的眼睛，那装扮像极了当时警匪片里的反派，透着一股荒诞的凶狠。
没等冯来学反应过来，“砰！砰！”两声枪响像炸雷似的砸在清晨的街上。戴明哲和杨成坐在后座，刚想伸手去摸电警棍，子弹就已经穿透了他们的头部。鲜血顺着座椅缝隙往下流，很快在脚垫上积成了小水洼。
“动手！”其中一个蒙面人低喝一声，两人拽开车门，一个伸手拎起副驾上的密码箱，另一个则举着枪断后。就在这时，一辆灰色面包车从旁边路过，司机梅师傅刚把方向盘往右边打了半圈，想绕开前面的混乱，就见那个持枪的蒙面人突然转头——他甚至看清了对方丝袜上的一道勾丝，下一秒，胸口就像被重锤砸中，方向盘脱手，车子撞在路边的梧桐树上，引擎盖冒起白烟，梅师傅趴在方向盘上，再也没了动静。
拎着密码箱的蒙面人窜到马路对面，那里停着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他拉开车门钻了进去。持枪的蒙面人紧随其后，上车前还回头看了眼倒在地上的三人，确认没人能动后，才关上车门。“走！”出租车猛地一踩油门，轮胎摩擦地面发出刺耳的声响，一溜烟消失在巷口。
这就是后来震惊全国的“武汉110血案”——当场死亡3人（戴明哲、杨成、梅师傅），65万工资款被劫，这在90年代的武汉，是前所未有的恶性案件。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围观群众，有人颤抖着掏出大哥大（当时稀罕物，大多是单位配备）拨打110，有人则躲在远处，不敢靠近那辆还在冒白烟的运钞车。10分钟内，桥口分局刑侦大队、防爆大队的警车就拉着警笛冲了过来，刑警队长王建军跳下车，一边喊“保护现场！不要靠近！”，一边掏出对讲机：“各单位注意，嫌犯乘坐红色富康出租车逃离，车牌号鄂A6401，立刻封锁内环线所有出口！”
武汉警方的反应速度快得惊人：5分钟后，城区内环线的车站、码头、交通要道全部设卡，民警们拿着嫌犯特征的纸条，逐个排查过往车辆；8分钟后，郊外环线的检查点也全部到位，民警李刚攥着纸条，冻得通红的手在寒风里发抖，每过一辆红色富康，他都要凑上去仔细看车牌，连车胎上的泥点都不放过。
可嫌犯像是凭空消失了似的，沿途的监控（当时多为单位自建，数量极少）没拍到清晰画面，目击群众也只记得“蒙面、持枪、红色出租车”这几个模糊信息。直到上午10点10分，一个派出所打来电话：“古田小区里发现一辆没人的红色富康，车牌号是鄂A6401！”
王建军立刻带着侦查队赶过去。那辆红色富康停在小区的绿化带旁，车窗紧闭，车身沾着些泥点。侦查员老周戴着白手套，小心翼翼地打开副驾车门，一股汽油味混着蚊香的焦糊味扑面而来——半盘蚊香斜插在烟灰缸里，火星已经灭了，蚊香灰撒在座椅上，像一层薄薄的黑雪。“小心点，别碰坏了指纹。”老周提醒身边的年轻民警，然后弯腰看向后备箱，拉开的瞬间，一股血腥味冲了出来：出租车司机的尸体蜷缩在里面，脑袋上的弹孔还在渗血，脸上凝固着惊恐的表情。
法医蹲在尸体旁，摸了摸死者的颈动脉，又翻开眼睑：“尸僵已经蔓延到全身，角膜有点状混浊，死亡时间应该在昨晚10点到12点之间。”
“看来这出租车是嫌犯事先准备好的，司机早就被他们杀了。”王建军皱着眉，刚想下令扩大搜查范围，又有民警来报：“离这不远的巷子里，发现一辆白色富康出租车，车牌鄂A3603，里面也有汽油味和蚊香，后备箱还有一具男尸！”
两辆车，两具司机尸体，半盘熄灭的蚊香，浓重的汽油味——这一切都透着诡异。老周盯着那盘蚊香，突然恍然大悟：“是缺氧！车里是封闭空间，蚊香燃烧需要氧气，氧气耗尽了，蚊香自然就灭了。嫌犯是想让蚊香点燃汽油，毁尸灭迹，可他们不懂化学，忘了封闭环境的问题！”
可为什么要准备两辆车？王建军召集队员开会，有人推测：“可能是想先用白色车作案，再换乘红色车逃跑，混淆警方视线；也可能是白色车出了故障，只能用红色车。”但具体原因，当时没人能说清。
接下来的10多个小时，侦查员们趴在两辆车周围，一寸一寸地勘察。座椅缝隙里的纤维、门把手的指纹、后备箱的血迹……所有能提取的痕迹都被小心地收集起来。最终，他们在红色富康车的副驾脚垫下，找到了一个装满汽油的雪碧瓶——瓶身上清晰地留下了几枚指纹。
这些指纹成了破案的关键。1996年还没有电子指纹库，武汉市公安局的指纹资料全是纸质卡片，一共29万多份，全靠人工比对。刑事犯罪资料中心的办公室里，10名技术人员围着长桌，桌上摊满了指纹卡片。小张揉了揉发酸的眼睛，手里的放大镜已经握了四个小时，卡片上的纹路在灯光下显得模糊。他想起师傅说的“指纹里藏着人命”，又凑近了些，突然，他指着一张卡片喊：“王师傅！你看这个！”
卡片上的指纹和雪碧瓶上提取的指纹，在放大镜下完全重合——那是马汉庆的指纹。
马汉庆，武汉本地人，住在小东门附近，有过盗窃前科，在警方的档案里，他的照片是张黑白照，眼神阴鸷，嘴角往下撇，透着一股不好惹的劲儿。“立刻围捕马汉庆！”专案组召开紧急会议，制定了抓捕方案：调集大批警力，封锁小东门周边的路口，便衣民警提前潜入马汉庆的居住地，等凌晨时分动手。
1月11号凌晨2点，民警们都已到位。便衣小李轻轻推开马汉庆家的防盗门，屋里没开灯，只有客厅的窗户透进一点路灯的光。“不许动！警察！”民警们的手电光同时照向卧室，床上的男人猛地坐起来——不是马汉庆，是他哥哥马汉明。
“汉庆呢？”王建军按住马汉明的肩膀，马汉明的声音发颤：“他……他有两天没回家了，我真不知道他去哪了。”王建军看着空荡荡的卧室，墙上还挂着马汉庆年轻时的照片，心里有点沉——煮熟的鸭子，难道飞了？
侦查队没有气馁，他们开始走访马汉庆的家人和社会关系。一个邻居说：“马汉庆跟武昌江南八彩娱乐城的周望南走得很近，俩人从小一起长大，跟亲兄弟似的。”
“兵贵神速！”王建军立刻派便衣民警前往江南八彩娱乐城。那是家开在武昌区的中档娱乐城，霓虹灯闪得人眼晕，震耳的迪斯科音乐里，周望帝（邻居口误，实为周望帝）正端着酒杯给客人敬酒。他穿着花衬衫，领口敞开，脖子上挂着条金项链，跟资料里的照片一模一样。
便衣老陈假装点烟，目光锁定周望帝，给身边的民警使了个眼色。两人悄悄绕到周望帝身后，一把抓住他的手腕。“干嘛呢！”周望帝挣扎着，以为是仇家找上门，直到看见远处的警车，脸色突然变了——他猛地从腰后拔出一把五四式手枪，挣脱民警的手就往外跑。
“放下枪！”老陈掏出枪，声音都绷得紧。周望帝回头就是两枪，子弹擦着老陈的耳边飞过，老陈和民警赶紧躲到吧台后面。周望帝慌不择路，冲进了旁边的杂货店，把卷帘门拉了下来。“再不放下枪，我们就开枪了！”老陈喊了三遍，里面没动静。突然，卷帘门被推开一条缝，周望帝举着枪冲出来，老陈无奈，扣下扳机——周望帝胸口中弹，倒在地上，手里的枪滑出去老远。
法医检查后确认，周望帝手里的五四式手枪，正是武汉110血案的作案工具。可周望帝死了，马汉庆的下落、第三名嫌犯的身份，全都成了谜。
专案组决定以周望帝为核心，深挖他的社会关系。侦查员们走访了周望帝的朋友、同事，甚至他常去的理发店、餐馆，终于有了新线索：周望帝跟一个叫张俊的人来往密切，张俊曾是出租车司机，驾驶技术一流，而且他妻子就在武汉有机化工厂工作。
更关键的是，张俊的一个亲戚说：“案发前几天，张俊还问我，有机化工厂什么时候发工资，提钱的时候有没有人护送。”
所有线索都指向张俊——第三名嫌犯，很可能就是他。王建军立刻下令：“全市通缉马汉庆和张俊！”一时间，武汉的大街小巷都贴满了两人的通缉令，公交车上、工厂门口、菜市场的墙上，到处都是他们的照片。
1月13号，侦查员又获得一条重要线索：马汉庆曾经在麻城有个女朋友，两人以前靠写信联系。专案组立刻派人前往麻城，找到了那个女人。在她家里，侦查员发现了一封马汉庆的亲笔信，日期是1月10号之后——信里说，想跟她见一面，有重要的事要说。
“这是诱捕马汉庆的好机会！”专案组决定，让马汉庆的女朋友配合，约定见面地点，然后设伏抓捕。可那女人一开始坚决不同意：“他是我男朋友，你们不能抓他！”民警们动之以情、晓之以理，跟她讲马汉庆的罪行，讲包庇的后果，她才哭着答应下来。
约定见面的那天，女人坐在家里，手里攥着电话，手心全是汗。民警们躲在隔壁房间，大气都不敢出。终于，电话铃响了，女人哆哆嗦嗦地接起：“喂……”
“你在哪？”马汉庆的声音从电话里传来，带着点警惕。
“我……我在家，你什么时候来？”女人的声音发颤，民警们的心都提到了嗓子眼。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马汉庆突然说：“算了，下次再说。”然后“咔嗒”一声挂了电话。
“坏了！他察觉了！”王建军冲出房间，可等民警们赶到约定地点，马汉庆早就没了踪影。
诱捕失败，侦查队把重点转向张俊。100多名侦查员分成10多个小组，走访张俊的亲戚、朋友，甚至他以前开出租车时的乘客。终于，一个小组查到：张俊在北京王府井附近有个姑姑。
侦查队立刻赶往北京，在北京警方的协助下，他们找到了张俊姑姑的家。1月28号上午，当张俊从屋里走出来，准备去买烟时，民警们一拥而上，把他按在了地上。“你们干嘛！”张俊挣扎着，可一看民警的证件，立刻蔫了。
当天下午，张俊被押解回武汉。审讯室里，张俊低着头，留着小胡子，身高只有一米六左右，看起来不起眼，可就是这个不起眼的人，参与了那场惊天劫案。
经过几个小时的审讯，张俊终于开口，说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震惊的真相：这起劫案，他们酝酿了整整一年半。
1994年年底，张俊听妻子说，武汉有机化工厂效益好，每个月10号发工资，都是现金，有时候能有几十万。有一次，他去厂里找妻子，正好碰到财务科发工资，一捆捆人民币堆在桌上，看得他眼睛都直了。“咱要是干一票，这辈子都不用愁了。”他找到马汉庆和周望帝，三人一拍即合。
从1994年年底到1996年1月，每个月10号左右，三人都会去工商银行古田办事处门口踩点。马汉庆负责观察运钞车的车况、提款时间、押运人员的数量；张俊负责记录周围的路线，哪里好逃跑，哪里有监控；周望帝则负责准备工具，比如电警棍、绳子，后来还弄到了一把五四式手枪。
“古田办事处那地方偏，早上人少，适合作案，也适合逃跑。”马汉庆当时跟张俊说，“咱们得盯紧点，不能出岔子。”
1996年1月9号晚上，三人在马汉庆的出租屋里开会，拍板决定：“明天动手。”
当天晚上9点，张俊和周望帝在武昌付家坡丁字桥拦了一辆红色富康出租车，让司机往工人村开。到了工人村，马汉庆早已在路边等着，手里握着那把五四式手枪。“动手。”马汉庆给周望帝递了个眼色，坐在副驾的周望帝突然转身，对着司机的脑袋就是一枪。司机哼都没哼一声，就倒在了方向盘上。
张俊赶紧用毛巾裹住司机的头，又套上塑料袋，怕血弄脏车。然后，他把车开到武昌何家垄的一片菜地，把尸体搬到后备箱里。一个小时后，他们用同样的方法，又抢了一辆白色富康出租车，杀了司机，也放进了后备箱。
“我以前开过富康车，知道座位能往后倒，尸体能塞进去。”张俊说，“我还特意躺进后备箱试了试，能装下一个人。”至于为什么选红白两辆车，张俊解释：“白色出租车在武汉少，太扎眼，警方肯定会盯着白车查；红色车多，不容易被发现。我们本来想先用白车作案，再换乘红车逃跑，可第二天白车打不着火，只能用红车。”
1月10号早上，张俊开着红色富康车，停在工商银行古田办事处附近，没熄火，侧门也没关，方便马汉庆和周望帝作案后上车。等老张他们拎着密码箱出来，马汉庆和周望帝戴着丝袜面罩冲上去，开枪、抢钱、上车，整个过程不到一分钟。
“我开着车往东西湖方向跑，故意绕路，迷惑警方。”张俊说，“后来把车停在简易宿舍的一棵大树下，我们把钱倒进旅行袋，然后点燃蚊香，想让蚊香点燃汽油，毁了车。可没想到，车里缺氧，蚊香灭了。”
抢来的65万，周望帝分了20万，张俊分了15万，剩下的30万都被马汉庆拿走了。“他说他要跑路，需要钱。”张俊低着头，声音很小。
案情终于水落石出，可马汉庆依旧下落不明。武汉警方悬赏5万元，全国通缉马汉庆，可此后两年，马汉庆像人间蒸发了似的，没有一点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