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毅的罪恶人生路
1994年的深冬，吉林市船营区的老工业区还裹在凛冽的寒风里。街面上的积雪被往来的自行车轧出一道道黑印，国营化工厂的烟囱冒着灰白的烟，慢悠悠飘向铅灰色的天空。葛家那间不到五十平米的砖房里，煤炉烧得正旺，炉上的铝壶“咕嘟咕嘟”吐着白汽，混着婴儿响亮的哭声，把一屋子的期盼都烘得发烫——葛毅，葛家盼了整整八年的男孩，终于降生了。
葛家父母都是化工厂的普通工人，一辈子勤勤恳恳，却总被“没个带把的”这话戳心窝子。头两个孩子都是女儿，虽说夫妻俩也疼，但架不住家里老人天天念叨，街坊邻居闲聊时那若有若无的惋惜眼神，像根刺似的扎在心里。葛毅落地那天，葛父攥着助产士递来的襁褓，手都在抖，对着襁褓里皱巴巴的小脸看了又看，突然转身往供销社跑，把货架上最贵的水果糖买了两斤，见人就塞：“我有儿子了！葛家有后了！”
打从记事起，葛毅就没尝过“不如意”的滋味。家里的糖罐永远是满的，两个姐姐的新衣服他先挑，放学回家书包一扔，就能坐在桌边等热饭——母亲总怕他饿，不管多忙，都会提前给他留一碗红烧肉。上小学时，他跟同学打架，把人推倒磕破了头，对方家长闹到学校，葛母不仅没骂他，反而拉着老师说：“孩子小，不懂事，再说肯定是那娃先惹我们家毅毅的。”最后赔了人家医药费，回家还给葛毅煮了两个鸡蛋，说“受委屈了”。
就这样被捧着长大，葛毅渐渐养出了一身“娇性”。上课爱走神，作业全靠抄姐姐的，老师找家长谈话，葛父总说“男孩子开窍晚，长大了就好了”；让他帮家里扫个地，他能找借口溜出去跟人弹玻璃球；初中毕业时，成绩连普通高中的分数线都够不上，父母托了好几层关系，才把他送进当地一所化工职业学校，选了个“好找工作”的化工专业。
谁也没想到，这所不起眼的职校，竟成了葛毅罪恶的“启蒙地”。他对化学方程式、化工原理提不起半点兴趣，却唯独对老师讲的“爆破知识”着了迷。那是个五十多岁的老教师，曾在化工厂负责爆破作业，偶尔会跟学生讲些炸药的成分、引爆的原理，还有他年轻时处理过的爆破事故。别的同学都听得心惊胆战，葛毅却眼睛发亮，下课追着老师问东问西，还偷偷在笔记本上画炸药的结构图，甚至跑到学校图书馆，翻找跟爆破相关的旧书。有一次，他跟同学吹牛：“以后我要是想做个‘响儿’出来，保准比鞭炮厉害十倍！”同学只当他是说大话，没人把这话放在心上。
2004年秋天，刚满20岁的葛毅从职校毕业。那时候职校早就不包分配，他揣着毕业证跑了好几家化工厂，要么嫌他没经验，要么嫌他态度不端正，最后都不了了之。没工作就没收入，可他早就习惯了花钱大手大脚——跟朋友出去喝酒要抢着买单，新出的手机得第一时间换上，看着身边有人开起了小轿车，他心里更是痒痒的。
就在葛毅整天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他发现吉林市的煤气生意格外红火。那几年，市区里新建了不少居民楼，很多家庭都从烧煤改成了用煤气罐，可煤气站不多，而且这活儿又累又危险，不少人都不敢干。葛毅眼睛一亮：自己学的是化工专业，虽说没正经上过几天课，但多少懂点气体安全知识，这不正好是“用武之地”吗？
他跟父母一提，老两口犹豫了——煤气站风险大，万一出点事可不是闹着玩的。可架不住葛毅软磨硬泡，又是拍胸脯保证“肯定小心”，又是说“这生意能挣大钱”，最后父母还是松了口。葛母把攒了大半辈子的养老钱拿出来，葛父又找亲戚借了点，凑了五万块钱，帮葛毅在船营区租了个门面，办了手续，煤气站就这么开起来了。
没想到，葛毅这一次还真“上心”了。他每天天不亮就去煤气厂拉气，然后骑着三轮车挨家挨户送，客户有什么需求，他都尽量满足——老人搬不动煤气罐，他就扛上楼；煤气灶出了小问题，他就顺手帮忙修；有时候客户钱不够，他还能赊账。一来二去，附近的居民都愿意找他送气，生意越做越红火。不到三年，他就挣了十多万，不仅还清了借的钱，还给家里换了台大彩电，自己也买了辆摩托车。
看着银行存折上的数字，葛毅的野心又开始膨胀了。这时候，一个在梅河口的远房亲戚来吉林办事，跟他说：“梅河口那边煤气站更少，竞争小，你要是去那边开，挣得肯定比这儿多！”葛毅听了，心里立刻盘算起开分店的事。可就在他准备动身去梅河口考察的时候，父母却催着他结婚——这年他23岁，在当地算是“大龄青年”了，父母早就给他相好了一个姑娘，是母亲同事的女儿，性格温顺，人也勤快。
葛毅没怎么犹豫就答应了。他觉得结婚是“理所当然”的事，而且有个媳妇在家照顾父母，他也能安心在外做生意。婚礼办得不算隆重，但也热热闹闹，婚后没多久，媳妇就怀孕了。2007年春天，儿子出生了，葛毅抱着胖乎乎的儿子，心里第一次有了“当爹”的感觉，整天乐呵得合不拢嘴。
可这份喜悦没持续多久，葛毅就觉得“腻”了。送煤气又累又脏，每天跑东跑西，身上总带着一股煤气味，回到家倒头就想睡，根本没精力陪老婆孩子。他看着街上开饭店的老板，每天坐在店里收钱，不用风吹日晒，心里又动了念头：“不如把煤气站关了，开个饭店，既轻松又体面。”
这个想法一说出来，父母又反对了——煤气站生意稳定，挣得也不少，饭店可不是那么好开的，他们一辈子没做过餐饮，万一赔了怎么办？可葛毅这次铁了心，他觉得自己能把煤气站做好，就能把饭店做好。他不顾父母的劝阻，把煤气站转让了出去，又跟父母要了他们攒了十年的十万块血汗钱，在繁华的浑春街租了个门面，开了家名叫“美食家”的饭店。
可葛毅忘了，开饭店跟送煤气完全是两码事。他既不懂怎么选食材，也不懂怎么控制成本，更不懂怎么管理服务员——一开始，他凭着“热情”亲自招呼客人，可没几天就嫌累，把活儿都推给服务员；厨师做的菜客人说咸了，他不知道怎么调整，反而怪厨师手艺差；食材买多了放坏了，他也不知道心疼，只觉得“反正有钱”。
不到半年，饭店的生意就开始走下坡路。中午饭点，店里连一半客人都坐不满，晚上更是冷清。服务员嫌工资低、活儿多，走了一个又一个；厨师见没生意，也辞职了。葛毅想过各种办法——搞打折促销，发传单，甚至请朋友来捧场，可都无济于事。2008年冬天，“美食家”饭店终于撑不下去了，门上贴了“转让”的告示。
看着空荡荡的饭店，葛毅心里又悔又恨。他不仅把做煤气生意挣的十多万赔光了，还把父母的十万块血汗钱也搭了进去。回家跟父母说的时候，他低着头，等着挨骂，可父母没说一句重话——葛母红着眼眶说：“钱没了就没了，只要人好好的，以后再挣就行。”葛父拍了拍他的肩膀：“年轻人哪有不犯错的，从头再来。”
父母的宽容没让葛毅幡然醒悟，反而让他更愧疚，也更急功近利。他发誓要“尽快挣大钱”，把父母的钱还上，可他不想再像送煤气那样辛苦，也不想再冒开饭店那样的风险，心里只剩下一个念头：“找个轻松又来钱快的办法。”
从那以后，葛毅就像变了个人。他不再出去找工作，每天在家唉声叹气，要么就出去跟一群狐朋狗友喝酒，越喝越郁闷，越想越偏激。就在他整天无所事事的时候，连襟孙远江找上门来了——孙远江在本溪跟人打架，被打得鼻青脸肿，还被抢了几百块钱，他咽不下这口气，想找葛毅帮忙“报仇”。
葛毅正憋着火没处发，一听这话，立刻拍着桌子答应了：“行！这事我帮你！敢欺负到咱们头上，得让他知道厉害！”为了“壮声势”，两人决定买把“家伙”。他们揣着钱，坐火车去了沈阳，在一个偏僻的体育用品商店里，花八百块钱买了一支发令枪——那时候，市面上偶尔能买到发令枪，改装一下就能打子弹。
在回本溪的火车上，葛毅盯着手里的发令枪，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是能把这枪改成真枪，不就能吓唬人了吗？”他学过化工，对机械也有点兴趣，觉得改装发令枪不是难事。到了本溪后，两人找了个小旅馆住下，葛毅出去买了钢管、弹簧、螺丝，还有一些工具，在旅馆房间里琢磨起来。
他把发令枪拆开，换上钢管做枪管，用弹簧做击发装置，又找了些铅块熔成子弹形状。折腾了一下午，竟然真的把发令枪改成了能打子弹的“手枪”。为了测试性能，两人半夜跑到郊外的一片空地上，葛毅举起枪，对着一棵树扣动扳机——“砰”的一声，子弹打在树上，留下一个小坑。孙远江看得眼睛发亮：“行啊葛毅，你真有本事！”
可他们没料到，这声枪响惊动了附近的村民。有村民以为是有人打猎，又觉得声音不对，就报了警。本溪警方接到报警后，很快就赶到了现场，顺着痕迹找到了葛毅和孙远江住的旅馆。敲开门的时候，葛毅还没反应过来，孙远江却吓得魂飞魄散，趁警察不注意，从后窗跳出去跑了。
葛毅被抓了个正着。经过鉴定，他改装的发令枪属于“枪支”范畴，具有杀伤力。最后，他因“非法制造枪支罪”被判了一年半有期徒刑，送到了沈阳市康家山监狱服刑。
监狱里的日子枯燥又压抑。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出操、劳动、学习，晚上九点准时熄灯。葛毅一开始很不适应，总觉得自己“倒霉”，后来慢慢平静下来，表面上跟着大家一起学习法律法规，心里却没真正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只想着“出去后一定要挣大钱，不能再这么窝囊”。
2010年春天，葛毅刑满释放。走出监狱大门的时候，他看见妻子穿着洗得发白的外套，手里牵着儿子——儿子已经七岁了，上小学一年级，见到他，怯生生地叫了声“爸爸”。葛毅心里一酸，伸手想抱儿子，儿子却往后躲了躲——他入狱的时候，儿子才三岁，早就记不清他的样子了。
回家的路上，妻子跟他说，这一年半，她在一家帆布加工厂打工，每个月工资不到三百块，家里的开销全靠父母补贴，儿子上学的学费都是父母掏的。葛毅看着妻子憔悴的脸，看着儿子瘦小的身影，心里不是滋味。他暗暗告诉自己，这次一定要好好过日子，挣钱养家。
可在家里待了不到两个月，葛毅就又犯了“老毛病”。帆布厂的活儿他嫌累，建筑工地的活儿他嫌脏，找了几份工作都没干满一个星期就辞了。就在他又开始在家唉声叹气的时候，一个狱友托人带话给她——这个狱友刑期比他长，入狱前有个老板欠了他一百多万，他让葛毅帮忙讨债，讨回来的钱四六分成，葛毅拿四成。
葛毅一听，立刻来了精神——一百多万的四成就是四十万，要是能讨回来，不仅能还上父母的十万块，还能剩下不少钱。他跟妻子说要去沈阳“跑生意”，妻子虽然担心，但也没多问，只是叮嘱他“注意安全”。
可讨债的日子比葛毅想象的难得多。他按照狱友给的地址，找到了那个欠账的老板，可对方根本不承认欠了钱，还让保安把他赶了出去。后来他又去了几次，要么见不到人，要么就被对方的手下威胁。为了讨债，他跑了北京、深圳、广州、东莞等好几个城市，每次都是满怀希望去，灰头土脸回。
讨债没成，葛毅却有了一个“意外收获”——他发现每个城市的书店里都有“电话号码簿”（黄页），上面印着当地工厂、企业的地址和电话。看着这些电话号码，葛毅心里突然冒出一个邪恶的念头：“天下有钱的人这么多，不如想办法让他们‘出点血’，弄点钱解燃眉之急。”
他想起几年前震惊全国的“金如超爆炸案”——金如超就是用炸弹在石家庄制造爆炸，然后敲诈勒索。葛毅觉得这个办法“可行”：自己学过化工，会做炸弹，只要在工厂、企业附近放几颗炸弹，制造点恐慌，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到时候再给他们寄恐吓信，让他们把钱打到自己的银行卡里，不就能轻松拿到钱了吗？
这个念头一旦产生，就像野草一样在葛毅心里疯长。他开始在各个城市的书店里买电话号码簿，有时候还会偷偷抄下上面的企业信息。他知道，要干这事，必须得有个假身份，不然很容易被警察查到。
回到沈阳后，葛毅在街头的电线杆上看到一则“办假证”的广告，他按照上面的电话打过去，跟对方约在一个公园的角落里见面。几天后，他花两百块钱拿到了一张假身份证，上面的名字叫“冯立国”，地址是“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拿着假身份证，葛毅心里一阵窃喜：“这下没人能认出我了。”
他用“冯立国”的身份证，在建设银行和招商银行各办了一张储蓄卡，又买了信封、邮票和笔。一切准备就绪后，他把第一个作案目标选在了老家吉林市——他对吉林的环境熟悉，而且这里化工店多，买制造炸弹的原料也方便。
2010年夏天，葛毅悄悄回到了吉林市，没敢回家，而是在临江门附近租了一间一楼的房子，每月租金四百块。房子很偏僻，周围都是老居民楼，不容易引起注意。接下来的几天，他每天都去不同的化工商店，假装是附近工厂的采购员，购买硝酸铵、硫磺、木炭（这三种是制造黑火药的主要原料），还有雷管、导火索等物品。吉林市是全国有名的化工城市，化工商店多，老板们见他“手续齐全”（他伪造了一张工厂的采购证明），也没多怀疑，很快就把他要的原料都卖给他了。
回到出租屋，葛毅就开始制造炸弹。他按照在学校里学的知识，把硝酸铵、硫磺、木炭按照比例混合，制成黑火药，然后装在铁皮罐里，再装上雷管和导火索，做成了一颗简易炸弹。可当他试着引爆的时候，炸弹却没响——原来他对比例掌握得不对，火药的威力不够。
葛毅不死心，又试了几次，还是失败。他有点烦躁，觉得自己学的知识“不够用”。于是，他跑到天津街的一家书店，买了一本《爆破与爆破知识》，回家后连夜研读。书里详细讲了炸药的配方、引爆装置的原理，还有定时炸弹的制作方法。葛毅一边看一边做笔记，遇到不懂的地方就反复琢磨，有时候甚至会画图纸模拟。
就这样琢磨了一个多星期，葛毅终于改进了炸弹的配方，还加装了机械定时和电子引爆装置——他把闹钟拆开，用闹钟的齿轮做定时装置，再连接电子雷管，这样就能设定爆炸时间，方便自己逃跑。第一次试验成功的时候，他在出租屋里听到“砰”的一声闷响，铁皮罐被炸得变了形，窗户玻璃都震得嗡嗡响。葛毅看着被炸坏的铁皮罐，脸上露出了一丝不易察觉的狞笑：“这次肯定能成！”
接下来，葛毅开始制定投放炸弹的计划。他从电话号码簿上找了几家规模大的企业，最后选定了“北极公司”——这家公司在吉林市很有名，做的是建材生意，他觉得“肯定有钱”。另外，他还想在居民楼附近放一颗炸弹，这样能制造更大的恐慌。
投放炸弹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街路上没有行人，只有几个清洁工在扫地。葛毅骑着一辆借来的自行车，车后座上放着两个装着炸弹的黑色塑料袋，一路小心翼翼地往北极公司的方向骑。到了北极公司楼下，他左右看了看，见没人注意，就把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公司大门旁边的角落里，设定了爆炸时间为“三十分钟后”。
然后，他又骑着自行车去了化南小区——这是一个老小区，居民大多是退休工人，他觉得在这里放炸弹，更容易引起关注。他在小区里找了一栋居民楼，把另一个塑料袋放在了单元门口，同样设定了三十分钟后的爆炸时间。
放好炸弹后，葛毅骑着自行车快速离开了现场，躲到了离北极公司不远的一个公交站后面。三十分钟过去了，他没听到爆炸声，心里有点慌，以为又失败了。可没过多久，他就看到北极公司门口聚集了越来越多的人，还有人在指指点点。紧接着，警笛声由远及近，几辆警车停在了北极公司门口，民警们下车后，立刻疏散群众，拉起警戒线，封闭了现场。
葛毅混在围观的人群里，看着民警们紧张地忙碌，心里竟然有种莫名的满足感——虽然炸弹没炸，但还是引起了这么大的动静，那些厂长经理肯定会害怕。他又悄悄去了化南小区，看到那里也围满了警察，正在排查炸弹。
后来他才知道，警方接到报案后，立刻请了爆破专家朱建民前来排爆。朱建民花了一个小时，成功排除了北极公司和化南小区的两颗炸弹。葛毅虽然有点失望，但更多的是兴奋——他觉得自己的计划“第一步成功了”。
几天后，葛毅又按照同样的方法，制作了两颗炸弹，再次投放到北极公司和附近的居民楼里。这次他把爆炸时间设定为十分钟，这样自己有足够的时间逃离现场。可结果还是一样——两颗炸弹都没炸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