驰援部队在陈大爷的指引下，预判匪徒会经过珑坑桥（必经之路，桥面狭窄，仅容二人并行），便在桥两侧的山林中设伏。中午十二时许，匪徒进入伏击圈，战士们立即开火，匪徒们挤在桥上，进退两难，死伤惨重。此战共打死匪徒五人，打伤八人，俘获十二人，缴获步枪十三支、子弹八百余发，剩余匪徒溃散逃往深山；
精神彰显：司前区中队以少胜多，坚守六小时，展现了地方武装的顽强意志；群众陈大爷的主动报信，体现了“发动群众”方针的成效——正如总前委在《剿匪通报》中强调的：“群众是剿匪斗争的‘千里眼’‘顺风耳’，没有群众的支持，就没有剿匪的胜利。”
剿匪第二阶段：一九五零年八至十一月重点清剿——集中兵力打“歼灭战。”战前部署：贯彻总前委“三结合”方针。一九五零年八月，光泽县委与剿匪部队（此时二五二团三营仍为主力，九月后九十六师二八六团进驻）召开“剿匪工作总结会”，根据总前委“军事清剿、政治瓦解、发动群众三者相结合”的方针，制定重点清剿方案：
划定重点区域：将司前、寨里定为“重点清剿区”（两区域为廖荣昌、郑荣山、江家星等股匪的主要活动地），集中全县百分之九七十的兵力（含二五二团三营、县大队、各区中队）投入重点区；明确战术原则：“猛打穷追，驻剿挖根，重点清剿，面上控制”——对重点区的股匪，采取“包打包剿”模式，每支剿匪部队负责一个片区，既要消灭匪帮，也要发动群众建立联防；对非重点区，则由区中队与民兵负责巡逻，防止匪帮流窜；
政治瓦解措施：印发《致匪徒的公开信》，通过“喊话、贴标语、群众劝说”等方式，宣传“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鼓励被裹挟匪徒“自新投诚”。
九十六师二八六团进驻：增强剿匪力量。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根据福建军区的部署，人民解放军第九十六师二八六团在团长郭霞光的带领下，进驻光泽，与原有剿匪部队汇合，形成“野战部队加地方武装加民兵”的强大剿匪体系。郭霞光团长在进驻后的第一次作战会议上强调：“我们要坚决落实总前委的指示，进剿一股，消灭一股，解放一地，巩固一地，绝不给匪帮喘息之机！”
平息大刀会暴乱与歼灭江家星股匪。十一月初，匪首蔡缄三、江家星（“闽浙赣边区民众自卫军第七团”团长）利用司前、寨里一带部分群众的迷信思想，煽动大刀会、同善社成员数百人，企图发动暴乱，破坏重点清剿。剿匪部队采取“政治宣传为先，军事打击为辅”的策略：
宣传破迷信：二八六团宣传队深入大刀会活动的村庄，通过“实物演示”（用子弹击穿大刀会“护身符”）、“受害者讲述”（被大刀会裹挟的群众现身说法），破除“刀枪不入”的谎言，仅三天就有一百五十余名大刀会成员主动脱离匪帮；
军事震慑：十一月四日，少数顽固分子在蔡缄三、江家星的煽动下，聚集在司前乡台山庙，准备进攻区政府。郭霞光团长下令二八六团一营包围台山庙，通过喊话劝降，大部分大刀会成员放下武器，仅江家星带领三十余名亲信突围；追歼江家星：江家星突围后，逃往山头关山区，二八六团二营在当地群众的指引下，对山头关展开拉网式搜捕。十一月十二日，战士们在山头关的一个山洞里发现江家星及其残部——江家星负隅顽抗，开枪打死一名战士，最终被战士们乱枪击毙。其部属十余人见匪首已死，纷纷缴枪投降，缴获轻机枪一挺、长短枪二十一支、子弹一千一百三十发。
重点清剿成果：歼匪九百余人，匪焰受挫。至一九五零年十一月底，重点清剿阶段共歼灭匪徒九百余人（其中打死一百二十人，打伤一百八十人，俘获四百五十人，自新一百五十人），缴获轻重机枪六挺、长短枪四百余支、子弹五万余发，捣毁匪窝三十二处。匪首翁光国、蔡立川（杀害刘斌区长的主犯之一）、郭仲昆等先后被抓获，蔡缄三、蔡立芳等残匪被迫转入深山潜伏，土匪的嚣张气焰得到有效遏制。
剿匪第三阶段：一九五零年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全面清剿——军民联防“拔穷根”八月毛主席电令：限期肃清股匪。一九五零年十一月，毛泽东主席电令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第十兵团：“限期半年内肃清福建境内一切成股土匪。”福建军区立即向光泽剿匪部队传达电令，要求“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前彻底肃清光泽境内成股匪帮”。光泽县委与二八六团迅速响应，制定“全面清剿方案”：
兵力整合：调集四野四六九团、四八三团（此前参与南丰解放的部队）、三野二八五团各一部，与二八六团、县大队、各区中队组成“联合剿匪兵团”，郭霞光任总指挥；
群众动员：全县发动五千余名群众（含民兵、乡村干部、普通村民），组成“搜山队”“联防队”，实行“村村联防、户户站岗”，断绝匪帮与外界的联系——群众们提出“匪不灭，不回家”的口号，主动为部队带路、送粮、传递情报；
战术调整：针对匪帮“化整为零、避实就虚”的特点，采取“以分散对分散、集中对集中”的战术——小股匪帮由区中队与民兵清剿，大股匪帮则由联合剿匪兵团围剿。
北路剿匪：俘获毛景涛，郑荣山投降。一九五零年十二月，联合剿匪兵团将北路（司前、华桥一带）作为全面清剿的突破口：
俘获毛景涛：十二月十四日，根据群众举报（华桥乡村民发现毛景涛潜伏在自家柴房），二八六团三营战士迅速包围柴房，毛景涛（“国防部青年救国军人民服务队第七支队第一团”团长）企图跳窗逃跑，被战士们生擒。此前，毛景涛曾参与袭击资溪县城、伏击剿匪部队，双手沾满鲜血；
郑荣山投降：是十二月二十二日，郑荣山（此前珑坑桥伏击战后溃散）带领残部二余人，在司前乡聂坑村被“搜山队”与剿匪部队包围。郑荣山见“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且得知江家星、毛景涛等匪首已被歼灭，便带领部属放下武器，向剿匪部队投降，上缴轻机枪二挺、长短枪三十二支。至此，光泽北路主要股匪基本肃清。
大觉岩围捕战：生擒蔡缄三。一九五一年一月，匪首蔡缄三、蔡立芳（“防护团”团长）潜伏在华桥铁关村黄石口与江西资溪县朱崖交界的大觉岩山沟里，凭借“山高谷深、隐蔽性强”的地形，妄图长期潜伏。公安机关派出侦察员（含一名资溪籍侦察员），深入大觉岩周边村庄，秘密收集情报。一月十日，铁关村村民老李向侦察员报告：“最近有陌生人在大觉岩附近的山洞里取水，行踪诡异。”一月十六日，联合剿匪兵团与资溪县剿匪部队（贯彻总前委“边界协同”指示）联合行动，共十八余人包围大觉岩：
分工部署：光泽部队从东侧进攻，资溪部队从西侧堵截，群众“搜山队”在山沟入口警戒，防止匪帮逃脱；围捕过程：战士们沿大觉岩的羊肠小道缓慢推进，在一个隐蔽的山洞里发现蔡缄三及其三名亲信——蔡缄三企图开枪反抗，被战士们当场制服；蔡立芳则在混乱中趁机逃脱（后于一九五二年在江西黎川被抓获）；
公审与枪决：二月二十五日，光泽县在县城中山台广场召开“公审蔡缄三大会”，数千名群众参加。
蔡缄三对“组织反革命叛变、杀害干部群众、抢劫民财”等罪行供认不讳，被依法判处死刑，当场枪决。群众们高呼“共产党万岁”“解放军万岁”，为被杀害的刘斌区长、小李等烈士报仇雪恨。
全面清剿成果：除王生仔外，股匪尽灭。至一九五一年三月底，全面清剿阶段共击毙匪徒四十二人，打伤四十二人，俘获四百四十五人，劝降四百一十九人，匪徒自新六百二十九人；缴获机枪九挺、长枪四百八十五支、短枪一百零七支、手榴弹三十八枚、子弹两零二百四十发、过山炮一门、电话机一部及牛、马等物资。除王生仔股匪（四人）外，光泽境内其余成股匪帮全部被歼灭。剿匪第四阶段：一九五一年四月-一九五五年五月肃清残匪——紧盯“顽匪王生仔”
王生仔的“顽匪底色”。王生仔（邵武县第五区里居乡下坪村人）是光泽剿匪中最顽固的残匪，其罪恶履历贯穿整个剿匪过程：反革命起家：解放前任甲长多年，加入青帮与民社党，一九四九年四月在邵武、光泽交界地区组织大刀会三十余人，对抗解放军；
多次参与暴乱：一九四九年五月邵武、光泽解放后，率匪徒攻打邵武、光泽、黎川等县城；十一月勾结蔡缄三、蔡立芳策划反革命活动，任“闽赣边区民众自卫军指挥部前进指挥所大队长”；一九五零年二月参与袭击资溪县城，杀害干部群众二十余人；大禾山截击战后，只身逃回下坪老家潜伏；
潜伏手段狡猾：一九五一年四月后，王生仔仅带领三名亲信（均为青帮成员），在邵武、光泽、黎川三县交界的深山里潜伏，昼伏夜出，靠抢劫群众粮食、盗窃牲畜为生，且频繁更换藏身地点（山洞、废弃炭窑、密林），给清剿工作带来极大难度。
长期清剿：军民协作的“持久战”。为肃清王生仔残匪，光泽县委与剿匪部队采取“长期驻剿、群众监视、重点布防”的策略：建立“三县联防”：协调邵武、光泽、黎川三县的公安、民兵，在三县交界的二十余个村庄设立“联防哨”，实行“每日报平安、每周大巡查”制度，一旦发现王生仔踪迹，立即跨县通报；
群众“认匪”与举报：印发王生仔的画像（根据被俘匪徒描述绘制），在三县交界村庄张贴，组织群众“认匪”——下坪村群众承诺“只要王生仔敢回村，我们第一时间报告”；
部队驻剿：二八六团留下一个排的兵力，在邵武下坪、光泽大洋一带长期驻剿，战士们与群众同吃同住，每天进山搜剿，有时为了一个可疑山洞，要翻好几座山、走几十里路。
至一九五五年五月，王生仔残匪仍在潜伏，但已不敢公开活动，只能在深山里苟延残喘——这场“肃清残匪”的持久战，展现了剿匪部队“不肃清最后一股匪患，绝不收兵”的决心，也为后续彻底歼灭王生仔奠定了基础。
六＞、见·第九章肃清残匪，终歼顽匪王生仔
王生仔的“垂死挣扎”：罪行升级与群众胁迫。一九五一年四月后，王生仔逃回邵武下坪老家，并未收敛恶行，反而网罗越狱反革命犯黄克祥、黄克海及散匪黄承友，组成四人残匪团伙，自封“大队长”，在邵武、光泽、黎川三县结合部流窜作案，手段愈发残忍：
一九五二年十月十八日深夜：王生仔率三名匪徒突袭光泽二区管密乡，翻墙进入乡农会，捆绑农会主席黄洪仁，抢走棉布二匹、步枪一支、大米三百斤，临走前还放火烧毁农会档案柜，企图销毁罪证；
一九五二年十一月八日：在邵武县第五区张坑乡垒石岭，拦劫二十一名过路行人（多为商贩），抢走现金旧币五十万元、香烟十五条、衣物三十余件，对反抗的二名商贩实施殴打，致其重伤；
一九五三年七月二十七日凌晨一时至八时：在杉关外黎川县饶家排公路口，连续拦劫光泽至黎川的货车八辆，抢走货车上的布匹、药品、五金等物资，折合人民币二千余元（新币），还抢走司机、押运员手表九只；
一九五三年十月二十日早晨：在光泽中坊至和顺的公路陡坡处，伏击光泽开往建阳的客运班车——匪徒先用树木堵塞公路，待班车停下后，王生仔开枪击坏汽车发动机，打死乘客二人、司机一人，打伤二人，抢走军邮员携带的卡宾枪一支，洗劫旅客财物（含现金、衣物、首饰等），制造了震惊闽赣的“班车血案”。
为躲避清剿，王生仔还以“威胁加利诱”手段控制群众：对不服从者，扬言“杀全家”；对妥协者，许以“抢来的财物分半”，据统计，邵武、光泽两县与王生仔有秘密往来的乡村干部、群众达二百二十七人，这些人被迫为其通风报信、代购粮食药品，给清剿工作造成极大阻碍。
三县联合：邵、光、黎清匪委员会的成立与行动。一九五三年，针对王生仔跨县流窜的特点，中共建阳地委按总前委“边界协同剿匪”指示，联合江西省抚州地委，成立“邵（武）、光（泽）、黎（川）三县清匪委员会”，构建“统一领导、分工协作”的剿匪体系：
组织架构：由中共光泽县委书记郭佐唐任主任委员，黎川县委书记王镜民、邵武县委书记兼县长张文堂任副主任委员，三县武装部部长、公安局长任委员；下设剿匪指挥部，指挥部内设大队部、中队部、剿匪工作队，另设二个侦察组（负责收集匪情）、五个追捕组（负责机动追剿）；
兵力与群众动员：在三县二十四个剿匪重点乡，组织民兵七八余人，联合地、县、区、乡干部、公安部队、公安人员及群众共一千余人，形成“军事力量加群众力量”的围剿大军；
核心策略：严格贯彻总前委“政治瓦解与军事追剿相结合”方——政治瓦解：开展“清匪反霸”宣传，印发《致通匪群众的公开信》，宣讲“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政策；依法惩处重大通匪犯，先后判处彭步林、黄丞仅、傅彩香等十人死刑，彭忠良、傅承章等二十六人有期徒刑，对曾任民兵队长的彭水财实施管制，震慑通匪分子；
军事部署：采取“外线封锁、内线搜索、堵截去路、断其粮食”战术——外线在三县交界的公路、隘口设卡，防止匪徒流窜；内线组织搜山队，对深山、溶洞、废弃炭窑逐一排查；同时切断匪徒补给，严禁群众向深山运送粮食，迫使匪徒暴露踪迹。
一九五三年一月十八日，清匪委员会在光泽管密乡召开二百六十余人的群众大会，揭露王生仔“杀害人命、抢劫财物、胁迫群众”的罪行，公布“举报匪徒有奖、窝藏匪徒严惩”的奖惩办法，当场有十二名曾被迫通匪的群众主动交代情况，极大激发了群众参与剿匪的积极性。四月十七日，匪徒黄克海在管密酒文村露面，当地群众立即向剿匪工作队密报，追捕组迅速赶到，将黄克海当场击毙——黄克海的死亡，让王生仔、黄克祥、黄承友三名残匪陷入恐慌，此后一年多不敢公开活动，只能在深山密林里苟延残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