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5日清晨，南京复兴社总部的会议室里，暖气开得很足，却驱散不了空气中的凝重。
陈默站在长桌前，手里捧着一份厚厚的书面报告，指尖微微泛白——这是他熬了两个通宵整理的《西安事变情报工作复盘及后续动向分析》，从12月12日事变爆发到24日和平解决，每一个时间节点、每一份情报传递、每一次关键接触，都记录得详尽清晰，却唯独隐去了与中共代表团的直接联络细节。
戴笠坐在主位上，手指轻轻敲击着桌面，目光锐利地扫过报告封面，旁边坐着情报分析处老处长刘静庵和几位核心科室负责人。“开始吧。”戴笠的声音低沉，带着不容置疑的威严。
陈默深吸一口气，翻开报告，语气沉稳地开始汇报：“12月12日凌晨，西安事变爆发后，卑职第一时间通过潜伏人员确认蒋介石安全状况，发现其被扣押于华清池五间厅，东北军卫队营严密看守。随后，卑职利用与张学良副官孙铭九的接触，逐步获取东北军布防情报——第105师、107师进驻西安近郊，控制咸阳机场及陇海铁路，形成‘围而不攻’态势。”
他刻意将情报来源全部归于“潜伏人员”和“孙铭九接触”，绝口不提中共地下党的协助。
翻到“事变和平解决”章节时，陈默语气加重：“此次事变能和平落幕，核心在于复兴社情报传递及时，成功牵制了南京主战派。卑职在西安期间，多次向戴老板传递东北军内部意见分歧情报，同时透露‘中共倾向和平谈判’的动向，让老板能精准判断局势，说服宋子文、宋美龄兄妹赴西安斡旋，最终促成蒋介石先生承诺‘停止内战，联共抗日’。”
这番话既突出了复兴社的“功绩”，又将戴笠推到“关键决策者”的位置，恰好迎合了戴笠的心理。
果然，戴笠嘴角微微上扬，眼神里闪过一丝满意，手指在报告上点了点：“东北军内部的分歧具体有哪些？刘多荃、王以哲这些核心将领的态度如何？”
“刘多荃、王以哲是张学良的嫡系，初期坚决支持‘兵谏’，”陈默快速翻到“东北军将领分析”章节，语气笃定，“但在卑职透露‘南京主战派计划轰炸西安’后，两人态度明显动摇，担心东北军受损，开始私下联系南京主和派。反观东北军少壮派，如孙铭九，虽坚持‘不妥协’，但话语权有限，无法左右大局。”
他一边说，一边将提前整理好的“东北军将领立场对照表”递到戴笠面前，表格上清晰标注着将领姓名、职务、对事变的态度及可争取空间，甚至包括他们的家属住址和社交关系。
这些信息部分来自复兴社潜伏人员，部分则是他从赵镇藩那里获取，再经过“合理加工”，既显得真实可信，又避开了与中共相关的线索。
刘静庵接过对照表，仔细看了几眼，抬头看向陈默，语气缓和了几分：“你在西安能拿到这么细致的将领情报，倒是下了功夫。不过，张学良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你觉得东北军后续会如何？会不会出现内乱？”
这是个关键问题，也是戴笠最关心的。
陈默早有准备，语气严肃地回应：“卑职认为，东北军短期内不会内乱，但隐患不小。张学良离西安前，已任命刘多荃为代理司令，王以哲辅助，两人能稳住局面；但少壮派对张学良被扣押一事耿耿于怀，若蒋介石后续对张学良不利，少壮派很可能会联合西北军反蒋，甚至投靠中共。建议总部加强对东北军的监控，重点策反刘多荃、王以哲，同时安抚少壮派情绪，避免局势失控。”
这番分析既符合逻辑，又为后续“监控东北军”的任务埋下伏笔，戴笠听完，满意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后续华东地区的日特情报要盯紧，东北军的动向也不能放松，你兼顾一下，每周给我一份书面报告。”
汇报进行到尾声，陈默主动提交了《张学良部后续动向预判》，详细列出了三种可能：
一是蒋介石释放张学良，东北军继续驻守西北，配合抗日；二是张学良被软禁，东北军分化，部分投靠南京，部分联共；三是日军趁机挑拨，东北军与西北军、红军爆发冲突。
每种可能都附带了应对建议，既展现了他的分析能力，又巧妙地将“联共抗日”作为最优选项，间接引导戴笠的决策。
戴笠接过预判报告，快速翻阅着，突然停下脚步，抬头看向陈默，眼神变得锐利：“你在西安期间，12月16日下午，有人看到你在中共代表团驻地附近徘徊，甚至与代表团外围人员有过接触，这是怎么回事？”
陈默心里一凛——果然被盯上了！
他早有准备，脸上露出坦然的神色，语气平静地回应：“回戴老板，卑职当时是为了打探蒋介石先生的饮食起居情报。中共代表团刚到西安，与张学良往来密切，卑职想着能从代表团外围人员那里套取一些消息，比如蒋介石先生是否安好，张学良与中共谈了些什么。但那些外围人员警惕性很高，卑职只远远观察了一会儿，没敢靠近，也没获取到实质信息，后来觉得没意义，就离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