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一边说，一边故意露出几分懊恼的神色：“现在想来，当时确实有些冒失，不该轻易靠近中共代表团驻地，差点给总部添麻烦。后来卑职就改变策略，通过赵镇藩、孙铭九这些东北军高层获取情报，再也没去过代表团驻地附近。”
这番话半真半假，既解释了“为何出现”，又强调“未获情报”，还主动承认“冒失”，大大降低了戴笠的怀疑。
戴笠盯着他看了几秒，见他神色坦然，没有丝毫慌乱，便收回目光，语气缓和下来：“以后做事注意分寸，中共代表团背景复杂，不是能随便接触的。你能及时调整策略，通过东北军高层获取情报，还算机灵。”
汇报结束后，陈默走出会议室，后背早已被冷汗浸湿。
他知道，戴笠虽然暂时相信了他的解释，但心里肯定还有疑虑——总部的情报网络远比西安严密，他在西安的每一步行踪，都可能被记录在案，稍有破绽，就会引来杀身之祸。
回到情报分析处的办公桌前，陈默瘫坐在椅子上，端起搪瓷杯喝了口热水，才慢慢平复下来。
桌上的报告还摊开着，他快速将与中共相关的“隐患”全部用红笔圈出，比如“东北军少壮派可能联共”“中共在西安影响力扩大”，这些内容既能满足戴笠对中共的“警惕心理”，又能为后续传递中共相关情报做铺垫。
下午，杨锐凑过来，小声问道：“陈处长，刚才戴老板单独留你说话，没问你在西安的事吧？最近总部在查西安事变期间的人员行踪，听说好几个人因为‘与中共人员有接触’被问话了。”
陈默心里一动，故意压低声音：“问了几句，不过我解释清楚了，就是为了打探委员长的消息，没实质接触。你怎么知道总部在查？”
“我表哥在行动处，昨天跟我透露的。”
杨锐叹了口气，“戴老板对西安事变的情报工作不太满意，觉得有些环节有漏洞，尤其是中共代表团在西安的活动，总部掌握的太少，所以要严查所有在西安的人员行踪，看看有没有人私下跟中共接触。”
陈默心里一紧——戴笠这是要秋后算账！
他必须尽快将这个消息传递给组织，让西安的地下党提高警惕，同时也要做好应对后续核查的准备。
傍晚下班时，陈默特意绕到老吴的钟表铺，以“修表”为由，将“总部严查西安期间人员行踪”的消息传递给老吴，同时叮嘱他：“近期减少与西安地下党的联络，所有情报传递都用密写方式，避免留下痕迹。”
老吴点点头，脸色凝重：“你自己也要多加小心，戴笠疑心重，查不到别人，很可能会盯着你不放。实在不行，就暂时停掉联络，安全第一。”
“我知道。”陈默点点头，转身走出钟表铺。夜色渐浓，南京街头的路灯亮了起来，他看着往来的行人，心里满是忐忑——这场围绕西安事变的核查，或许才刚刚开始，他的潜伏之路，又将迎来新的考验。
回到住处，陈默打开加密笔记本，写下：
“1937年1月5日，向戴笠详细汇报西安之行，提交书面报告及后续动向分析。将事变和平解决归功于‘复兴社情报及时’，隐瞒与中共直接接触细节；回应‘靠近中共代表团驻地’疑问，以‘打探蒋介石消息’搪塞，暂时过关。获悉总部正严查西安期间人员行踪，重点排查‘与中共接触’人员，已告知老吴加强警惕。后续需谨慎应对核查，减少与地下党直接联络，利用情报分析职务，继续收集华东日特及东北军动向情报，确保自身安全及联络渠道畅通。”
写完，他合上笔记本，靠在椅背上，疲惫地闭上眼。
他知道，接下来的日子会更加艰难，但他别无选择，只能继续在刀尖上行走，用自己的智慧和勇气，守护这份潜伏的使命，为将来的全面抗战做好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