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1月3日的南京，寒风裹着碎雪，拍打在复兴社总部大楼的黑色铁门上。陈默跟在戴笠身后，踩着门前的青石台阶缓步前行，厚重的军靴碾过积雪，发出“咯吱”的轻响——这座隐藏在鼓楼旁的灰色建筑群，远比西安的绥靖公署更显森严，高墙之上架着铁丝网，岗哨士兵荷枪实弹，枪口斜指天空，眼神锐利如鹰，连空气中都弥漫着肃杀的气息。
“进去后少说话，多观察。”戴笠突然停下脚步，侧头叮嘱，声音压得极低，“总部不比前线，科室多，关系杂，每个人背后都有靠山。对日情报小组下的情报分析处是新成立的，老处长刘静庵是委员长的嫡系，对我带过去的人，心里多少有些芥蒂，你要放低姿态，别给他挑刺的机会。”
陈默点头应下，目光快速扫过门厅内的布局：正对大门的照壁上刻着“忠孝仁义”四个鎏金大字，两侧走廊分设“机要处”“行动处”“监听处”等处室铭牌，每个处室门口都有专人值守，进出人员需出示特制证件，流程远比西安的联络点严格百倍。他心里清楚，从踏入这栋楼开始，他的潜伏难度已呈几何级升级——这里是复兴社的核心枢纽，每一步都可能踩进陷阱，每一句话都可能被监听。
穿过两道岗哨，两人来到二楼的“情报分析处”。办公室很大，光线明亮，十几张办公桌整齐排列，科员们埋首于文件堆中，只听得见钢笔划过纸张的“沙沙”声和偶尔的电话铃声。
一个穿着少将制服的男人坐在最内侧的办公桌后，头发梳理得一丝不苟，正低头翻阅一份厚厚的档案，正是情报分析处老处长刘静庵。
“戴老板，你可算回来了。”刘静庵抬起头，放下钢笔，脸上堆着客套的笑容。
但目光却在扫过陈默时骤然变冷，带着几分审视：“这位就是你在西安夸得天花乱坠的陈默？看着倒是年轻，就是不知道能不能扛住总部的活儿。”
“默庵兄说笑了，”戴笠哈哈一笑，拍了拍陈默的肩膀，“陈默在西安确实立了功，从张学良眼皮底下拿到不少核心情报，帮着稳住了局势。情报分析处刚成立，缺的就是这种能跑一线、懂分析的人，我把他调过来，给你打个下手，你多带带他。”
刘静庵不置可否，指了指靠窗的一张空办公桌：“那就先坐那儿吧，桌上有华东地区的日特动向档案，今天先熟悉一下，明天早上给我一份初步分析。”
语气平淡，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命令感，连一句多余的寒暄都没有——显然，他对戴笠“塞人”的做法很不满意，要给陈默一个下马威。
陈默拎着公文包，缓步走向那张空办公桌。
路过其他科员时，能感受到几道异样的目光落在背上，有好奇，有警惕，还有几分不易察觉的敌意——在这个派系林立的总部，他这个“戴笠带来的人”，无疑是个异类，想要融入，绝非易事。
办公桌收拾得很整洁，只放着一叠厚厚的档案和一个搪瓷杯。
陈默坐下后，先仔细检查了桌面和抽屉，确认没有监听设备，才翻开档案——里面记录着1936年下半年华东地区日本特务的活动轨迹，从上海日租界的秘密电台，到南京城内的间谍网络，每一条信息都标注着“绝密”“机密”等字样，字迹工整，分析详尽。
他快速翻阅着，手指在关键信息上轻轻划过：“1936年11月，上海日租界发现3处秘密电台，使用莫尔斯电码，频率集中在夜间22点至凌晨2点”“南京下关码头发现日籍商人频繁接触国民党军士兵，疑似收集江防情报”“日军特务机关‘梅机关’已派人潜入皖南，试图联络当地土匪，扰乱红军后方”。
这些情报对组织至关重要，尤其是日军在皖南的活动，若能及时传递，可帮助红军提前做好防范。
“新来副处长，懂日文吗？”
旁边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科员凑过来，小声问道，语气带着几分试探。他叫杨锐，是情报分析处的老科员，负责日特情报翻译，因不善钻营，一直没得到提拔。
“略懂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