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12月27日的南京，寒风卷着残雪，掠过复兴社总部大楼的青砖墙面。
陈默站在戴笠办公室外的走廊里，手里捏着一份刚收到的调令，指尖因用力而微微泛白——调令上清晰写着：“着陈默同志即刻结束西安任务，返回南京总部，担任对日情报小组副主任兼情报分析处常务副处长，协助处理华东地区日特情报工作。”
三天前，他从西安飞回南京复兴社总部。刚要去向戴笠汇报完西安事变的情报汇总，就接到了这个意外的任命。
这时的戴笠
刚从上海工作站“蹲点”归来，脸色带着长途奔波的疲惫，却难掩眼中的狡猾和锐利：
“陈默，你回来的正好。上海日租界的日本特务活动越来越猖獗，红军战略动向不明朗，委员长让我在南京统筹全局。你在西安表现不错，既能拿到核心情报，又能稳住张学良，是个可用之才，跟我在总部盯着华东这一摊。我们认为这个事情很重要，才专门设立对日情报小组，并新成立情报分析处。对日情报小组主任我兼着，下设情报分析处等几个处室，另一个副主任兼情报分析处长是老人，他即将退休，你的常务副处长相当于正处长。”
陈默躬身应下，心里却掀起波澜——戴笠调他回总部，既是信任，也是更严密的监视。
总部不比西安，耳目众多，情报传递的难度会成倍增加，必须尽快与苏晴约定新的联络方式，否则一旦断了联系，之前的努力都将白费。
离开戴笠办公室，陈默以“整理西安事变档案”为由，暂时回到情报一处的办公位。
他快速翻阅着桌上的文件，目光却在寻找机会——沈兰还在上海养伤，南京的常规联络点只有老吴的钟表铺，但在总部与老吴直接联系很容易暴露，必须建立一个新秘密接头点，一个既隐蔽又符合他“日特情报小组副主任”身份的地方。
“陈处长，这是您要的华东日特动向报告。”小李科长递来一份文件，打断了他的思绪。
陈默接过报告，快速扫过几眼，目光突然停留在“南京新街口新华书店”的字样上——这家书店是国民党官方背景，主营时政书籍，来往的多是政府职员和学生，不易引起怀疑，而且位于新街口商圈，人流密集，便于接头后快速撤离。
就选这里！陈默心里有了主意。
他拿起笔，在一张便签纸上写下“新华书店，每周三下午三点，戴米色围巾者为接头人，暗号‘《论持久战》到货了吗？’‘只有《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要吗？’”，然后将便签纸折成小方块，塞进钢笔笔杆的暗格——这是他与沈兰约定的紧急联络方式，只有在无法通过常规渠道联系时使用。
下午四点，陈默以“采购办公用品”为由，驱车离开复兴社总部。
汽车行驶在南京街头，两侧的店铺已恢复往日的热闹，街头的标语从“讨伐张学良”变成了“庆祝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红色的墨迹在残雪的映衬下，显得格外醒目。
他没有直接去钟表铺，而是绕到新街口附近的一条小巷，将车停在隐蔽处，然后步行来到新华书店。
书店里人不多，大多是翻看书籍的学生和职员，陈默假装浏览时政类书籍，目光却快速扫过店内的布局：一楼是售书区，二楼是阅览区，角落里有几个靠窗的座位，视线开阔，便于观察周围动静；书店后门直通另一条小巷，可作为紧急撤离通道。
确认环境安全后，陈默走到柜台前，对店员说：“麻烦帮我留一本《抗日救国十大纲领》，下周我来取。”——这是给沈兰的信号，告知她新接头点的位置和暗号对应的书籍。
店员点点头，在登记本上写下“陈先生，预留《抗日救国十大纲领》”，陈默放心离开。
傍晚时分，陈默终于来到老吴的钟表铺。
老吴正在后院整理情报，见他进来，立即迎了上去：“你可算来了！沈兰同志从上海发来消息，说她的腿恢复得不错，下个月就能回南京了，问你这边情况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