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文八年的春闱，像一把锋利的刻刀，在大明的科举史上划下了新旧交替的印记。
金陵贡院外的红墙下，烫金的皇榜刚一悬挂，便围得水泄不通。人群中，既有捋着胡须、盯着榜上前十名传统士子姓名点头的老儒，也有踮着脚、在榜尾搜寻“格物书院”“应天府官立中学堂”标注的年轻学子。
“你看那周明远，出身苏州格物分院，经义答卷虽只列中等，可那篇《江南水利疏议》，竟用数算推演河渠流量，连督水御史都在卷上批了‘务实可用’！”
“还有松江府中学堂的林婉儿，一个女子竟能在‘工商律例策’里点出市舶司税制的漏洞，阅卷官们争着传阅她的卷子呢！”
议论声里，几家老牌书香门第的马车悄悄驶离。往日放榜时，这些门第前总挤满道贺的宾客，今日却只剩朱门紧闭，门环上的铜绿在春日里透着冷清。与之相反，城南的格物书院分院外，红绸从门楼垂到街角，爆竹声如惊雷滚过青石板街，几个穿着新式学堂制服的少年，正举着同窗的捷报往闹市跑——新学弟子能凭实务本事登科，这消息比春闱榜单更让百姓振奋。
科举这根指挥棒，终于不再只围着“四书五经”转。当朝堂开始接纳懂数算、通格物、知律例的人才，民间观望的目光也变了：开明的商户开始把儿女送进新式学堂，连往日只教女儿针线的富户，也愿掏学费让姑娘学算账、看图纸——毕竟“清贵”不能当饭吃，可会算商船载货量、能看懂织机图纸的本事，却能让子女在日后的生计里站稳脚跟。
《全民教育法案》推行近两年，通都大邑的官立小学堂早已“一位难求”。苏州府的官小甚至要加开晨课，才能容纳报名的学童；杭州府的学堂扩建时，百姓还主动出工帮忙——教育的星火，正从城镇往乡野蔓延，眼看就要成燎原之势。
可燎原的路上，总藏着没烧尽的荆棘。
这日午后，朱允炆在文华殿批阅奏折，案上摊着教育革新司的规划图：湖广要在武昌、长沙建两所中学堂，江西则计划在南昌、九江设分院，图纸上用红圈标着选址，旁注着“可容千名学子”的字样。他刚在图上批了“准行”，通政司的太监便捧着密奏匆匆进来，脸色凝重：“陛下，南直隶松江府急报。”
密奏拆开，字里行间满是火药味：松江府的几家大族，联合了当地守旧的士绅，竟煽动乡民阻挠新学堂建设。他们拿着写满“圣贤言”的木牌，在官府选址的田埂上喊口号，说“新学堂不拜孔孟，专教奇技淫巧，会把子弟教成‘离经叛道之徒’”；更过分的是，上周刚建成的乡学塾馆，竟被一群不明真相的乡民砸了——门窗被拆，课桌上的新书散了一地，连墙上挂的《皇明疆域图》都被撕成了碎片。
朱允炆指尖摩挲着奏疏上的墨迹，眸中并无波澜。他推行新政这些年，最清楚旧观念的顽固性——那些大族的士绅，靠垄断“科举门路”世代享特权，新学堂让平民子弟也能读书登科，等于断了他们的利益根基；而乡民们不懂新政好处，只听士绅说“土地被征了没饭吃”“子弟学新学丢祖宗脸”，自然容易被煽动。
他提起朱笔，在奏疏上落下遒劲的字迹：“着南直隶巡抚周伯昌严查首恶，按《皇明律》惩处，不必姑息——但只惩主谋，勿牵累乡民。另，命《金陵新报》派记者往松江，采写新学堂学子的前程案例，比如去年松江中学堂毕业的徐二郎，如今在苏州织局管技术，俸禄比寻常秀才高两倍，让百姓知道新学能带来实在好处。学堂建设暂避乡野，先在府城、县城稳固根基，等民心顺了，再慢慢往乡下推。”
既不激化矛盾，又能敲山震虎，还能用舆论正视听——朱允炆放下朱笔时，窗外的海棠正落着花瓣，他知道，教育革新本就是场慢功夫，得用时间和事实磨掉旧观念的棱角。
处理完松江的事，朱允炆没回后宫，而是往皇城西北角走去。那里有座青砖黛瓦的院落，门楣上挂着“皇家英才苑”的匾额——这是他专为皇子皇孙设的学堂，也是他教育革新在皇室内部的“试验田”。
苑内的气氛，和民间学堂截然不同。没有市井的喧闹，只有朗朗书声顺着窗棂飘出来。皇子们穿的不是绫罗绸缎，而是统一的青色学服，领口绣着银色的“明”字纹；课表排得满满当当：上午是经史典章与《皇明宪约》，由翰林院的老学士授课；下午是格物、数算、地理，讲课的是格物院的院士；傍晚还要去校场练武艺骑射，由禁军统领教招式。
朱允炆没让人通报，悄悄站在格物课的窗外。教室里，年轻的格物院院士李东阳正拿着楠木做的杠杆模型讲课，模型一端悬着铜砝码，另一端系着丝绳。“诸位殿下请看，”李东阳拉动丝绳，铜砝码竟轻轻升了起来，“这便是杠杆之理——只要找对支点，用小力气也能撬动重物。”
课桌上，几位皇子的反应各不相同：三皇子朱文圭托着腮帮子走神，目光落在窗外的槐树上；五皇子朱文璧对着模型指指点点，却连“支点”二字都说不明白；唯有坐在前排的嫡长子朱文奎，身子微微前倾，指尖在案上虚画着力臂的轨迹，眼神亮得像淬了光。
“李院士，”朱文奎忽然举手，声音清脆，“若是把支点往砝码那边挪，是不是要花更大的力气才能拉动？”
李东阳愣了一下，随即笑着点头：“太子殿下说得对！支点离重物越近，力臂越短，所需的力气就越大——这便是力臂与省力的关系。”
窗外的朱允炆悄悄颔首。他对朱文奎寄予厚望，不只是因为嫡长身份，更因为这孩子在新学里展现出的适应力——别的皇子还在抵触数算、格物时，他已经能跟着先生的思路思考，这份求知欲，比身份更重要。
格物课结束后，朱文奎被太监引到了苑内的赏心亭。看到父亲坐在亭中的石凳上，他连忙快步上前，规规矩矩行了礼：“儿臣参见父皇。”
“方才课上，你问的那个问题，很好。”朱允炆拍了拍身边的石凳，让他坐下，“你是怎么想到力臂和省力的关系的？”
朱文奎捏着衣角，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回父皇，儿臣前几日路过内务府的工地，看到太监们用滑车吊运巨木——那滑车绳子绕在轮子上，拉起来比直接抬木头轻多了，儿臣觉得，这和杠杆的道理好像是一样的。”
朱允炆眼中闪过一丝赞赏。能把学堂里的理论，和生活里的观察联系起来，这正是他推行新学的目的——格物不是死记硬背，而是要“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能从万物里悟道理，再用道理解决问题。
他伸手摸了摸朱文奎的头，语气温和却郑重：“文奎，你记住，格物之理藏在万事万物里。比如你看亭外的柳树，春风一吹就发芽，这是天时与草木的道理；你看亭下的石子，扔出去会落地，这是重力的道理。学好这些道理，不是为了应付功课，而是将来能用来治河、修城、改良农具——让百姓过得更好，这才是读书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