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的东北，入了冬，风就跟刀子似的。我们红旗公社坐落在一片白桦林边上，冬天来得格外早，十月刚过，地面就冻得硬邦邦的。
我在公社供销社当售货员，这差事在当年算是个美差，起码不用下地干活。供销社不大，三十来平米，货架上却摆着全公社的紧俏物资——布匹、白糖、香烟、火柴、煤油，偶尔还会有几瓶白酒。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少了一针一线，我都得担责任。
可最近，店里出了怪事。
每天早上开门，总发现少点东西——半斤红糖、一包“大生产”香烟、几尺布票对应的棉布。奇怪的是，门窗都完好无损，钱匣子里却总会多出几分几角的旧钱币，那种早在市面上不流通的、边缘磨得发毛的纸分币。
起初我以为是哪个孩子恶作剧，但很快排除了——孩子哪能搞到早已不流通的旧币？向公社书记汇报，他皱着眉头抽完半支烟，最后说：“再观察观察，别声张，影响不好。”
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供销社闹鬼的传言在公社里悄悄流传。老人们说，那是“肚里空”，一种饿死鬼，生前吃不饱，死后也要偷吃的。
腊月二十三，小年夜，北风刮得紧。我决定在供销社里蹲守一夜，看看到底是什么在作怪。下午，我特意去找了公社里最年长的刘老爷子，向他打听这类怪事。
刘老爷子裹着破棉袄，蹲在自家炕头，听我说完，浑浊的眼睛眨了眨：“小子，咱这地界，旧社会饿死的人多了去了，死后不安生也不稀奇。六零年那会儿，不也......”他突然刹住话头，猛吸一口烟袋，“有些事，知道了就行，别深究。”
这话说得我心里发毛。六零年，我才十岁，但也隐约记得那时饿死的人不少，公社后山还有片乱葬岗。
天黑透后，我猫身在供销社柜台后面，身上裹着厚棉大衣，旁边放着公社借我的老式手电筒和一柄铁锹。窗外月亮惨白惨白的，桦树林被风吹得哗哗响，像无数人在窃窃私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寒冷逐渐渗透进骨髓。我看了看腕上的表，已经凌晨一点多，眼皮开始打架。就在我快要放弃时，突然听到一阵轻微的窸窣声。
我屏住呼吸，慢慢探头望去。借着窗外透进的月光，我看见了一个“人影”。
它站在布匹柜台前，身形佝偻，衣衫褴褛，依稀能辨认出是件打满补丁的棉袄，但已经破得不成样子。最让我脊背发凉的是它的脸——青白青白的，像蒙了一层霜，眼眶深陷，没有一点活人气。
它就那样站着，一动不动。
我浑身汗毛倒竖，紧紧握住手中的铁锹，手心全是冷汗。那东西似乎没察觉我的存在，慢慢转身，走向放白糖的柜台。它走路没有声音，轻飘飘的，像一阵风。
它从怀里掏出一个小布包，小心地舀了一些白糖进去，又取了一包“大生产”香烟，然后走到放钱的盒子前，从口袋里摸出几枚硬币，轻轻放了进去。
我壮着胆子，压低声音问：“你是谁？”
那身影猛地一颤，缓缓转过头来。月光下，我看清了他的面容——消瘦、苍老，约莫五十多岁，眼睛里有一种难以形容的悲哀。
“我......我只是想弄点吃的。”它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带着回声，“家里孩子快不行了。”
鬼也有孩子？我脑子里闪过这个荒谬的念头，同时注意到它拿的东西确实都不多，刚好够应急。恐惧渐渐被一种复杂情绪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