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营演武的尘埃落定，但其带来的震撼与连锁反应，却如同投入湖面的石子，涟漪持续扩散，搅动着帝国各个阶层的心思。在“利”字的驱动和“势”的压迫下，越来越多的旧有势力开始放下身段与执念，各展所能，试图在新政勾勒出的棋盘上，落下自己的棋子，分食这场变革的盛宴。
通州漕运码头，往日里充斥着胥吏吆喝、脚夫忙碌的喧嚣。如今，在这片喧嚣之下，却涌动着一股不同以往的心照不宣。
督管漕运的南京守备太监刘璟，虽远在南京，但其影响力早已通过其侄儿刘文炳延伸至京畿。刘文炳那日从格物院回来后，并未如鲁胜预想的那般纠缠技术细节，而是做了一件更“务实”的事。
他并未直接要求格物院设计新漕船，而是通过内帑太监丘聚的门路，以“试验新式漕运管理”为名，从格物院“借调”了两名精通数算和物料管理的年轻生徒。名义上是学习格物院的“标准化”与“流程优化”思想，实则将其安插进了通州最重要的一个漕粮仓库。
这两位生徒，一位叫赵算，一位叫钱理，起初对这份“浊流”中的差事颇为抵触。但很快，他们发现在这看似混乱的仓库管理中，蕴含着巨大的“优化”空间。
以往，仓库账目混乱，损耗率惊人，其中猫腻众多，利益盘根错节。赵算和钱理运用格物院学来的统计方法和新的记账格式，不过半月，便将仓库的收支、库存、损耗梳理得清清楚楚，甚至精准推算出了下一阶段的最佳储备量和人力调配方案。
这一下，触动了不少原本靠着糊涂账牟利的仓吏、胥吏的利益，暗地里咒骂“格物院的瘟生多管闲事”。然而，刘文炳却对此结果大为满意。他并非要根除所有腐败（那会触动太多人，他也做不到），而是要将他所管辖的这一块“蛋糕”做得更大，同时将自己应得的那份拿得更明白、更安稳。
他拿着赵算二人整理出的清晰账目和优化方案，去找了漕运总督衙门的官员“商议”。账目清晰，效率提升，损耗降低是明摆着的政绩，对方即便心中不悦，在“大势”和“实绩”面前，也难以强硬反对。最终，双方达成一种微妙的妥协：原有的某些灰色利益链条可以部分保留，但必须在新的、更“规范”的框架下进行，且提升效率后带来的额外收益，刘文炳（及其背后的刘璟）要占据更大份额。
“看到了吗？”刘文炳私下对心腹道，“以往我们靠着身份强取，惹人嫉恨，风险也大。如今，借这新政‘科学管理’之名，行‘利益再分配’之实。我们得了实惠，上面见了政绩，
宦官集团，这个帝国肌体上特殊的寄生体，也开始学着用新的“合规”外衣，来包装他们古老的敛财手段。他们的“转向”，带着浓重的实用主义色彩和权力寻租的本质，但也客观上推动了某些领域效率的初步提升，尽管这种提升伴随着新的不公。
与漕运码头相隔不远，京畿某处卫所的屯田旁，百户孙得功看着手中刚刚发下的，要求卫所军户“可依《江西工商则例》精神，兴办各类工坊、货栈，以补军资不足”的兵部行文，脸上满是苦涩。
他是世袭军户，祖上也曾随永乐皇帝征战沙场。如今，卫所制度早已败坏，土地兼并严重，军户逃亡日多，剩下的也多是老弱，训练废弛，器械破旧。朝廷的粮饷时有拖欠，他们这些底层军官，既要维持基本的军事架子，又要想办法养活手下一大家子人，早已不堪重负。
“兴办工坊？谈何容易！”孙得功对身边的几个总旗、小旗叹道，“咱们一没钱帛做本，二无技艺傍身，三无商路销货。难不成让弟兄们放下刀枪，都去学织布打铁？”
一个年轻些的总旗犹豫道：“百户大人，我听说……京城里有些勋贵人家，正在招募懂得操弄火器的老兵，去他们新开的‘护卫行’或者往南边海外商站做教头，酬金不菲。还有些商号，需要押运货物的护卫，也点名要咱们这样摸过刀枪的……”
“胡闹！”孙得功斥道，“军户子弟，岂能自甘堕落，与商贾为伍？再者，人都走了，这卫所怎么办？朝廷追究下来，谁担待得起？”
话虽如此，但他心里也清楚，这卫所早已是空架子，之所以还能维持，全靠上面偶尔拨下来的一点钱粮和他们对田亩的最后一点控制。如今朝廷明确鼓励“以工商补军资”，等于是撕开了最后一块遮羞布。要么想办法在新政中找到活路，要么就等着卫所彻底瓦解，他们这些世袭军官变成无根浮萍。
几天后，孙得功听说邻近一个更穷困的卫所，百户咬牙将部分屯田抵押给了一个徽商，换来的钱组织军户家属成立了编织草席、草鞋的作坊，产品由那徽商包销，竟然真的缓解了部分困境，虽然利润大半被商人拿走。
这个消息像一根刺，扎在孙得功心上。坚守传统，意味着坐以待毙；拥抱变化，却又前途未卜，且要放下身段。他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迷茫与挣扎。他代表了帝国最基层、最僵化的旧军事体制，在新潮冲击下的无所适从。他们的“转向”将是最缓慢、最痛苦的，但也终究无法完全避免。
与此同时，在南京国子监，一场关于“格物”与“经世”关系的辩论正在激烈进行。
主持辩论的是南京礼部侍郎，一位以理学精深、品行端方着称的大儒。然而，今日他的态度却颇为微妙。
“朱子云，‘即物穷理’。以往我辈多究心于性命天道，于日用民生之‘器’、‘数’，未免轻视。”老侍郎缓缓开口，引得台下众多监生侧目。这话风，与以往强调“重义轻利”、“存天理灭人欲”的基调颇为不同。
“然则，《大学》开篇便言‘格物致知’，而后方能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可见，‘格物’乃是一切之基础。”他话锋一转，“如今陛下圣明，重视格物，徐侍郎、鲁院使等人在江西、在格物院，所行之事，虽看似工匠之技，然其厘清田亩、革新器械、提振工商，富国强兵之效，诸位有目共睹。此岂非‘经世致用’之实学耶？”
台下监生们议论纷纷。有激进者立刻反驳，认为这是舍本逐末，将圣学沦为谋利之术。但也有不少人陷入沉思。他们出身士绅家庭，家族或许正在经历类似江西士绅的转变，对现实利益的感受更为直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