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营新军那场石破天惊的操演，如同投入帝国这潭深水中的又一块巨石，其激起的涟漪，远超军事层面，深刻震荡着政治格局与人心向背。
当皇帝借新军之威，将“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讯号清晰无误地传递天下时，许多原本固守在旧有阵营中的人，开始了一场痛苦而现实的精神博弈与利益权衡。
江西，南昌府，一所门庭看似冷落，内里却布置得古雅精致的别院内。
几位衣着体面、气质儒雅的中年人围坐品茗，气氛却不像茶香那般清雅，反而带着几分压抑与凝重。在座的都是南昌府乃至江西都有头有脸的士绅，家族或拥有良田千顷，或控制着某些行业的行会，在乐平血案前，他们或多或少都曾对吴永年的新政阳奉阴违，或暗中使过绊子。
“陈迪那小子，倒是转得快。”一个留着三缕长须，姓胡的乡绅抿了口茶，语气带着几分不易察觉的酸意，“‘昌隆工坊’的牌子挂起来，听说这个月的出货量，抵得上他陈家以往半年的布匹生意。还得了巡查队几句‘识时务’的夸赞。”
旁边一位面色红润的刘员外哼了一声，声音低沉：“趋炎附势之徒！忘了陈友谅是怎么倒的？与民争利，斯文扫地！我等读书种子，岂能尽学那商贾之事？”
“刘兄此言差矣。”坐在主位，一直沉默着的李姓老者缓缓开口。他家族田产众多，但也涉足瓷器生意，在士林中颇有清望。“形势比人强啊。陛下意志如此坚决，吴参政手段酷烈，更有强军为后盾。乐平陈家，便是前车之鉴。如今京营新军之威，诸位即便未亲见，也该有所耳闻。硬抗下去，恐非家族之福。”
他顿了顿，目光扫过众人：“再者，诸位扪心自问，那工坊之利，果真不动心吗？陈迪的‘昌隆’，用的是新式织机，雇的是流民散户，成本大降，布匹质量却更胜一筹。海商争相订购，利润何止倍增？长此以往，我等家中那些靠佃户织布、效率低下的产业，还能维持多久？”
这话说到了众人的痛处。他们抵制新政，固然有理念不合，看不惯吴永年提拔胥吏、冲击士绅特权的原因，但更深层的，是恐惧既得利益被剥夺。如今，眼看抗拒不仅无效，反而可能招致毁灭，而顺从甚至参与，却能获得远超从前的利润，这种反差让他们内心极度挣扎。
刘员外张了张嘴，想反驳，最终却化作一声长叹：“可是……这工商终是末业，投身其中，恐惹物议，玷污清名啊。”
李老者眼中闪过一丝精光：“刘兄过虑了。圣贤亦言‘通功易事’。如今朝廷鼓励工商，吴参政的《则例》里，不也写明‘士绅捐资兴办实业，安置流民，与国有功’吗？我等并非放弃田亩，只是将部分资财，投于这‘实业’之中，既响应朝廷号召，安抚流民，又可增家族用度，于国于家，岂不两便？至于物议……”他轻轻一笑，“待到成效显着，税赋增加，流民得安，谁又能说我等不是为国分忧？”
他压低了声音：“况且，我听闻，费宏费学士在《京报》上撰文，暗示将来科举取士，或可增设‘实务策论’，考察经济民生。若家中子弟能于此道有所建树，未尝不是一条新的晋身之阶。”
此言一出，在座几人眼神都闪烁起来。利益的诱惑、现实的压迫、以及对未来可能性的憧憬，交织在一起，逐渐压倒了固有的观念和面子。
胡乡绅率先表态：“李老所言，老成谋国。或许……我等也可合股，在九江仿效那‘兴业工坊’，办个更大的瓷窑？采用新式轮窑和画珐琅技术，听说外洋对此物极为追捧。”
刘员外沉默良久，终于艰难地点了点头：“既如此……便试试吧。只是，与官府打交道，还需谨慎，莫要被人拿了把柄。”
一场私下的密谈，标志着江西一部分中层士绅开始从心理上接受并试图利用新政。他们的“转身”或许并非心甘情愿，但在“利”字当头和大势所趋下，这种务实的转变，正在悄然瓦解着反对新政的基层同盟。
紫禁城，文华殿侧的一间值房。
几位素以清流自居、曾多次上疏反对新政的科道言官和翰林院编修，难得地聚在一起，话题却不再是慷慨激昂地抨击时政。
“王侍御，听说你日前上了一本，论及漕运损耗之事？”一位年轻的翰林试探着问一位面容清癯的御史。
那王御史捋了捋胡须，神色平静：“不错。漕运关乎京师命脉，损耗巨大，历年皆是顽疾。老夫查阅了江西清丈后的粮赋数据，发现田亩清晰、征缴有序，可大幅减少中间环节的盘剥与虚报。故而建议，或可参照江西‘官田竞标’之精神，对漕运沿线某些糜费甚巨的仓廒、码头管理，试行‘招商承包，定额上缴’之策，以期减少损耗，充实国库。”
他这番话，说得冠冕堂皇，引用的也是江西的“成功经验”，核心却是引入了民间资本和管理，这在新政之前，是他们极力反对的“与民争利”和“败坏纲纪”。
旁边另一位言官接口道：“王兄此议，颇具匠心。如今看来，吴永年在江西所为，虽手段酷烈，但其清丈田亩、明晰产权，于国课确有益处。以往我等只虑其‘扰民’，却未深究其‘利国’之效。为君分忧，为民请命，也需与时俱进，讲求实效啊。”
这几人的对话，与数月前在此地痛斥新政“苛政猛于虎”的景象，已是天壤之别。并非他们的理念一夜之间转变，而是敏锐地察觉到皇帝意志不可动摇，新政已呈席卷之势。继续在明面上硬顶，非但无益，反而可能失去圣心，断送前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