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来自苏州的监生起身发言，引用了顾炎武“经学即理学”的观点（注：此时顾炎武尚未出生，此处为文学化处理，意指类似思想萌芽），提出：“先生所言极是。学生以为，儒者当通晓世务，明辨利害。譬如江西清丈，使隐田显形，赋税公平，此非‘仁政’乎？格物院造新铳利舰，御外侮，靖内乱，此非‘义举’乎？若一味空谈道德，无视民生疾苦、国家危难，岂非迂腐？”
这场辩论没有明确的胜负，但却反映了理学内部正在发生的分化。一部分较为开明的士人，开始尝试将儒家“经世”传统与新政的务实精神相结合，为接纳工商、技术寻找理论依据，也为自身参与其中寻求道德上的解脱。他们或许仍然看不起具体的工匠，但开始承认那些能带来“富国强兵”效果的“实学”价值。这种思想上的松动，为更多读书人投身实务打开了可能的通道。
甚至连看似与世无争的各地藩王，也被这股风潮所触动。
开封，周王府。
年迈的周王朱睦柛，屏退左右，与王府长史密谈。
“京城演武的消息，确凿否？”周王声音低沉，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忧虑。
“千真万确，王爷。”长史恭敬回道，“新式火铳之威，远超想象。陛下……龙心大悦。”
周王沉默良久。作为宗室，他们身份敏感，一举一动都受朝廷监视。以往，他们最好的生存之道就是谨守本分，不同政事，醉心享乐（或学术）。但如今，时代似乎变了。皇帝锐意进取，对宗室虽未明显打压，但那强大的新军和层出不穷的新政，都让他感到一种无形的压力。
“听说，江西的藩王（注：指宁王系被处理后的其他藩王），有响应朝廷号召，将部分王府名下田产，以‘永佃’或‘竞标’方式交由布政使司打理，王府只收定额租子？”周王问道。
“确有此事。据说收益比以往王府自行管理时还要稳定，且省却了许多管理烦恼，更……更避了‘与民争利’的嫌疑。”长史小心翼翼地回答。
周王的手指在椅背上轻轻敲击。放弃对田产的直接控制，对于宗室而言是需要极大勇气的。但这似乎也是“大势所趋”。皇帝通过新政，正在一步步收回、或者说重新定义地方上的各种权力和利益。硬扛绝非明智之举。
“嗯……”周王沉吟道，“王府库中，历年积存也有些银钱，放在那里也不过是死物。或许……可以暗中参股一些信誉良好的商号，比如往广州贩运瓷器的，或是参与漕运改良的？不必以王府名义，找个可靠的家人出面即可。”
他顿了顿，强调道：“记住，要完全依照朝廷的新章程办，该纳税纳税，一切都要合规！我们不求大富大贵，只求在这变局之中，能多一份保障，少一分风险。”
连最保守的宗室集团，也开始以极其谨慎的方式，试探着将触角伸向新的经济领域。他们的“转向”更多是出于自保和资产保值增值的考虑，但其行为本身，无疑进一步强化了新政的合法性与吸引力。
朱厚照在西苑，听着各方势力或明或暗转向的汇报，脸上并无太多喜色，反而带着一丝冷峻。
“陛下，如今大势已成，反对之声渐息，皆欲从新政中分润，实乃可喜可贺。”杨廷和说道。
“可喜？”朱厚照轻笑一声，“杨先生，你只见其表。旧势力转身，非是心悦诚服，乃是利之所驱，势之所迫。他们带来的，不仅是资本和人手，还有他们那套根深蒂固的处事逻辑——投机、钻营、寻租、垄断。”
他走到案前，拿起一份关于刘文炳在漕运仓库“改革”的密报：“你看这刘文炳，用的是格物院的人，行的是‘科学管理’之名，骨子里，不过是将过去的贪渎，换上了一件更‘合规’的外衣，甚至可能借此排挤异己，巩固自家地盘。还有那些士绅、商贾，他们现在遵守《则例》，是因为《则例》能给他们带来更大利益。一旦他们羽翼丰满，或者找到《则例》的漏洞，会做出什么事来？”
“还有卫所、宗室……他们的转变，更是被动而无奈。隐患并未消除，只是转化了形式。”
朱厚照目光深邃：“朕掀起这场变革，要的不只是经济的繁荣，军力的强盛，更要的是一场从上到下，从制度到人心的彻底革新！现在，只是第一步。用利益将他们引进来，只是开始。接下来，要用更严密的法律，更有效的监督，更普及的教育，尤其是格物院不断推出的新技术、新标准，来规范他们，改造他们，让他们只能在朕画好的圈子里跳舞！”
“这洪流之下，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朕要做的，是既要借助这洪流的力量冲垮旧的堤坝，又要建立起新的、更坚固的河道与闸门，引导这洪流，灌溉出朕想要的，一个真正强大而有序的新大明！”
帝国的变革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旧势力的融入带来了更大的动能，也带来了更复杂的挑战。一场关于利益分配、规则制定和人心塑造的更深层次博弈，才刚刚拉开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