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轻描淡写地说：“空口无凭，我只能说没有。”他说：“你还不止曹小花一件事，还有其他的事。”我说：“你全说出来，没关系。”他说：“五好说，他儿子是高三连文书董太锋的，大红花还寻死觅活跳过海。”真可谓虱子多了不咬人，我甚至轻蔑地笑了一下：“就这么一件小事吗？你挑大一点的说。”
指导员说：“曹小花告你的信我都看过，你多次对她动手动脚。你在十四岁时以定亲名义，糟蹋了一个九岁小女孩。你在学校教学时，搞遍了班级女同学，还把女音乐老师搞怀孕。你姐姐甘当公社武装部长小老婆，你才当兵躲到部队。不能说全是真的，但是无风不起浪。你到了部队，还不吸取教训。”
这些龌龊的编造除了马希阔和“五好”，全人类都编不出来。我跳进黄河洗不清，索性死猪不怕开水烫，权当听故事。这些信不是曹小花所写，她没有这么高的文字水平，更不会如此下作。关副政委指示，不能让董太锋在家留守，必须随连队行动。副教导员和指导员软硬兼施，只要把我弄到砖厂算大功告成。
我推心置腹地说：“我到了砖厂，就参加不上军区笔会，这是我在部队的最后机会，给我处分也不去砖厂。”指导员说：“关副政委指示，你必须和我一起回砖厂。”我说：“我有创作任务，所以政治部决定，让我在家里留守。”
他说：“当初不让你去帮忙你非要去，现在，他们把你推回连队不管了是不是？”我说：“这是两回事，你别拿这个话题说事。”他以“入党”诱惑：“只要你好好表现，年底复员前一定让你填表。”我笑着说：“你把我当成小孩子了，哪怕全连同志都能入上党，我也入不上。你们不是又把我定为重点人，报到保卫科备案了吗？”指导员请示营里，副教导员要给我处分，教导员不同意。
我逃出牢笼又落进陷阱，夜夜失眠。于其躺着煎熬，还不如两点钟起来，到山上炮阵地站岗。我起早贪黑地和留守人员到地里劳动，保证连队吃菜。
那天，连长盖房子回连队，继续做我的工作，让我去砖厂。他动了恻隐之心，劝我和曹小花恢复关系。否则复员后，赔了夫人折了兵还丢了人。
我说：“我和曹小花没有感情，复员回家也不和她结婚。”
他说：“这就不值得了，复员后你还有什么条件选择？”
我是个另类，必须用另类的方式，应对眼前的困境。与其坐以待毙，不如轰轰烈烈地干上一场，一败涂地无怨无悔。容国团说过，人生能有几回搏？此时不搏更待何时？我一切从零开始，忘掉烦恼和幻想，往前看往前走不回头。
那天晚上，我在阵地站了一夜岗，在弹药室里对着手电筒，抄完了小说稿《梅花结》。连长仍让我回砖厂，打电话请示营里，营里说：“连队处理。”
我只好说：“等连队杀完猪，我去砖厂送肉送菜。”连长说：“你写份保证书，否则我没法向营里交代。”为了拖延时间，我写了份保证书交给他。
如果这期间，要塞区通知我参加军区文学创作“笔会”，我再借机逃离是非之地。我急的浑身都要生出海蛎子，要塞区就是不来通知。李副教导员催促司务长抓紧时间杀猪拔菜，让董太锋送到砖厂吹灯拔蜡。我站了一夜岗，午睡起来晚了，司务长用笤帚把屋子里扫得暴土扬场。他在背地里说我的坏话：“会写那么几个字，到了政治部帮忙就不要农村对象，在家时耍流氓，当老师时把全班女学生都搞出孩子，到部队把大红花和小辣椒的肚子都弄大了，思想最肮脏。”
现在来看，关副政委预测我百分之百上吊、投海、跳崖，绝非空穴来风。是我以超强的抗压能力，才使他的预言破产。那天来船，几份报纸同时刊登我的六篇稿子，《人生观教育结硕果，军营处处新花开》《副连长正确处理恋爱婚姻二三事》《刘喜全奋不顾身扑灭烈火》《罗春华耳穿孔不住院坚持工作》《看病途中为大娘买车票》《千里寄书表深情》。“北小圈”的高音喇叭里，正转播旅大人民广播电台“旅大新闻”：副连长谭友劲创作长篇史诗怒海风云。
留守的弟兄们说：“老大回连队是暂时的，还得回政治部。”
我正在地里起土豆，罗春华气喘吁吁地从连队跑来，让我赶紧回去给伍干事回电话。弟兄们都说：“老大，这回你真要提了！”司务长的脸色顿时变得难看，低头拣土豆没抬头。我放下镢头往连队跑，该去参加军区文学创作“笔会”了。伍干事在电话里说：“你写的‘谭友劲创作事迹’稿件，严重失实。军区文化部成立了调查组，近期到要塞区进行调查。谭友劲的诗稿早已经被人民文学出版社退回，是一场自编自导自演哗众取宠的闹剧。谭仍不承认撒谎，正在要塞区关禁闭。他精神错乱，说他老婆为了鼓励他，骗他说作品近期出版。你发稿不符合审稿程序，造成了重大新闻失实，马上写一篇深刻检查，等候处理。”
继“僵指事件”，我又开了一次国际玩笑。搞报道既艰苦又担风险，比搞破鞋还提心吊胆。我呕心沥血为他人作嫁衣裳，倒落得个到处被追杀的下场。
伍干事说：“要塞区文化处通知你明天下岛，去漠河参加军区笔会……”我迫不及待：“我马上订船票……”他说：“因为你的报道失实被取消了。”
司务长趁热打铁，马上杀猪，一时找不到屠夫。我比他还着急，恨不能马上离开是非之地，自告奋勇杀猪。我碰巧抬头，和司务长眼神相撞。我冷笑一声，顺猪喉咙一刀深深地捅了进去。他脸色煞白魂飞魄散，窝头跑回菜地。
我杀完猪，司务长也带人拔完菜，装了几十条麻袋，让我有船就送到大陆砖厂。我说：“仇科长要来连队，看我写的检查。”我不说还好，一说他更着急了，说：“你现在就走。”我说：“海面狂风巨浪，你让我去投海吗？”
他给码头管理所打电话问船，对方把他狠狠地训了一顿。他一刻都不想让我待在连队，让王巴蛸套了毛驴车，装上血淋淋的猪肉和蔬菜。我和王巴蛸顶风冒雨去码头。一直等到下午，差点被九级阵风掀进海里。我给司务长打电话，他让我们把猪肉送到冷冻库，把菜拉回连队。我写了一夜检查，午睡又起来晚了。
司务长故意用笤帚扫的满屋子烟尘，又砸又摔。我被烟尘呛醒，翻身下床，一把夺过他手里的笤帚，狠狠地扔到窗外。他说：“你想干什么？”我不再忍让，笑眯眯地照他喉咙比量一下，说：“你再欺人太甚，别怪我对你不客气。”
仇科长和伍干事来了，司务长赶紧躲到菜地。我向仇科长呈上“检查”，他看过之后连声叫好，和我在《解放军报》上了头版头条一样高兴。如果我不写检查或者检查不过关，也影响他的升迁。他说：“这次报道失实的主要责任，由文化处承担，把《检查》送到有关部门就没事了。你要处理好各种关系，千万要吸取教训。”倒是罗春华和杨义武，昨晚因为打扑克打到了一起，难解难分。
送走了仇科长和伍干事，我在心里默念“理智，冷静，修养”。
我拿了铁锨到菜地，先向司务长陪礼道歉，然后和大家一起排水。
司务长无奈地说：“营里连里都向我施加压力，必须让你去大李家砖厂，当做一项政治任务完成。你好好休息几天，什么时候有船再什么时候走。”
晚上看电影《405谋杀案》，不知道我将被几“05”谋杀。回来后我主动去山上阵地站岗，在弹药室里打着手电筒，阅读《中国青年》杂志潘晓的文章。她的“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的观点，代表了某种不正确的思想倾向，肯定要被批判。外面又下雨了，一阵紧似一阵，再下就多了，庄稼该涝了。
陈有全上山接岗，我没下山，和他挤在弹药室里唠嗑。他老生常谈，要在海岛找对象，费用便宜。他说：“你没回连队之前，‘五好’和‘大红花’回来了。‘五好’抱儿子来连队，说：‘这是老文书的儿子，你们看像不像？’”。
我好奇地问：“你看见了吗？像不像我？”陈友全由衷点头，说：“孩子确实像你，半点不像五好，弟兄们背地里说，老大肯定把大红花干了。”
“五好”威胁，等守备区举办“军民共建成果展览”，先把孩子送去展览，再去大连买刀，回来和董太锋拼命。他还哭诉：“部队不处理董太锋，我就把儿子托付给首长，然后跳海。”大家苦劝“五好”，不该对老文书落井下石。
“五好”委托司务长交给我一封信，被李副教导员截获。
王巴蛸接我那天，说话口形像“大红花”和“五好”，是向我披露这方面的消息。营里、连里和司务长，双管齐下动员我去砖厂，也是保护我。
“五好”真的扛了一麻袋刀具，要来连队找我决斗，被老栾和于铁匠劝回去。他们说：“捉贼拿赃捉奸拿双，否则你就是对连里抹黑。你和老文书动刀，就是对部队动刀，就成了敌人。再说老文书是神枪手，打你鼻子不打眼。他还会武功，一巴掌把你拍成肉饼。他杀猪就像杀小鸭，你是他的对手吗？”
“大红花”死活要离婚，“五好”更咽不下这口气，天天在连队附近蹲坑守候。营里连里如临大敌，轮班昼夜保护我。他们怕我不堪压力做出过激行为，对我严格保密。别说去大李家砖厂，即使逃到天边外国，我也在劫难逃。
该死该活屌朝上，我能吃能睡轻松无比，舒心惬意。我去找“五好”解释清楚，“军队和老百姓，咱们是一家人。”“五好”还没见我的影儿，听说老文书来了，屁滚尿流地逃往海边，驾着小船“突突”地开往孤砣子，再没敢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