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军部队有一种不良倾向，农村入伍的士兵一旦提干穿上四个兜干部服，立刻成了“高价小伙”，看不起农村对象一刀两断。甚至结婚有了孩子的干部，宁肯降职挨处分，也和妻子分道扬镳，在城市另觅新偶。这种行为在军内外影响很坏，军报有关栏目曾开展过大讨论。为了教育年轻干部树立正确人生观，要塞区要求各守备区进行教育整顿，处理犯错误的年轻干部以儆效尤。守备区司令部一个年轻参谋结婚有了孩子，提出和农村妻子离婚，悬崖勒马挨了处分。招待所某招待员刚提干任管理员，嫌弃农村对象，经过人生观教育提高了认识，痛改前非之后主动向农村对象陪礼道歉，在部队举行婚礼。医院一个助理宁肯降职挨处分，坚决和农村妻子离婚，被守备区取消了干部资格降为战士，作复员处理。他后悔已晚，复员回到原籍之后，妻子坚决和他离婚，可谓赔了夫人折了兵。
高三连文书不要农村对象的消息，迅速在守备区传开。我没脸见人，躲在宿舍里不出来，也不去后勤灶吃饭。不多不少，我来机关帮忙整整一个月，一切努力又要付诸东流。我无法预测这件事情发展到什么程度，欲哭无泪，更无颜回高三连。宿舍里没有半点可吃的东西，连点水都没有。我半下晌悄悄溜出去，低着头挑没人的地方走，到军人服务社买东西充饥。柜台内摆着两本《现代汉语词典》，我花五元四角钱买了一本。我用剩下的三分钱，买了三块糖。我忍住口水出了军人服务社，嘴里面的糖没了，不知什么时候进到肚子里。我轻车熟路地顺小道上坡下坎，进入一条直通大海的雨裂沟，来到李振厚自杀的那块草地上。
曾几何时，我经常在这里教他练习基本功和长拳。他刻苦认真，只是韧带僵硬，动作不连贯没有节奏感。此时，脚下绿草茵茵，四周树木葱茏，他的死丝毫没阻止草木生长。一场大雨过后，草地上的血迹被冲刷干净。草地中间，有一小块地面野草枯萎。我断定，这就是李振厚的开枪自杀之处。据说埋葬努尔哈赤之地，曾经杀过骆驼洒过鲜血。骆驼有闻到同类血腥味儿跪倒哀鸣的习性，以此确定帝王葬身之处。李振厚不是努尔哈赤，我也不是被杀的骆驼。他出生在盛产“拉锅沿”虾皮的“将军石”，自小把虾皮当饭吃。他血液里的盐分肯定浓于常人，因此齁死了这片小草。有人去商店见过那个女人，泰然自若谈笑风生。
我来到那家商店，始作俑者正有说有笑地和人唠嗑。我在心里默默呼唤，李振厚啊李振厚，你的灵魂在何处荡游？岂能一死了之？一失足成千古恨，悔之莫及。我想起淘潜的诗：亲者或余悲，他人亦已歌。虽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仇科长了解了我和曹小花的情况，感到棘手，让我慎重考虑认真对待。虽然恋爱自由反对父母包办，毕竟在参军之前，我已按习俗和她订婚，是我合法的未婚妻。部队历来对这种问题处理严厉，况且事情发生在人生观教育的浪尖上。
他说：“你只是个战士，和高价小伙风马牛不相及。自从发生了李振厚自杀事件，要塞区发出通知，要求在守备区以上机关帮忙的战士，全部回原单位，并作为一项纪律执行。你在短时间内被采用这么多稿子，不但在守备区、要塞区，在军区都前所未有，提起你没有人不竖大拇指、为你惋惜。”
在守备区党委会上，赵主任几次提出，董太锋不属于“高价小伙”。曹小花一连给守备区党委来了十几封上告信，措词越来越激烈强硬。在昨天的来信中，她说要在近期，和妈妈一起来部队。有的领导又提出，将董太锋作中途退役处理，被赵主任顶住。教导员表态：董太锋是高炮营的战士，不能把问题推给机关。
政治部向守备区打报告，提拔董太锋当秘书。守备区向要塞区打报告，要塞区批复下来，等我学习回来既下命令。曹小花的告状信，又让我失去了提干机会。这决不是曹小花的个人所为，背后肯定有个写作班子。他们要是知道我被折腾得鸡飞蛋打焦头烂额，一定手舞足蹈弹冠相庆。这一次，我应该万劫不复了。
我平静地问：“科长，我什么时候回去？”仇科长无奈地说：“现在。”
仇科长说：“我已经给你们连长和指导员打了电话，和营里协商，你暂时不去砖厂在连队留守。我给你带些稿纸和信封，有好的新闻素材继续写稿。”
仇科长给我拿来稿纸信封，还有发稿签，说：“文化处刘干事来电话，让你准备参加军区八月份在漠河举办的文学创作笔会。赵主任和营里打招呼，你不去砖厂在家留守，不站岗不参加劳动，住一间宿舍，全力以赴修改小说稿。”
我找后勤灶司务长，把伙食关系转回高三连，王巴蛸赶毛驴车来接我。我从早上到现在没吃饭没喝水，顾不上有脸没脸，回高三连填饱肚子再说。
还是王巴蛸还是这辆“驴吉普”，拉的还是我和我的行李和东西。我像走失了一个月，他又把我找回来，再顺原路把我拉回来。一路上，我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他不住地说，我不住地点头。我不住地说，他也不住地点头。从他口形上看，主要是说“大红花”和“五好”，表情神秘而无奈。我饿的前腔搭后腔，最关注的是晚上吃什么饭，同时，也要吞下“爬多高跌多惨”的苦果。
高三连越来越近，到了从高空坠落前的一瞬间。但是，我绝不向命运低头。
人生不会一帆风顺，任何人都会遇到坎坷和困难，只是大与小、多与少。
据说关副政委预测极端战士的死亡准确率百分之百，不相信栽在我身上。他说：“李振厚死了，董太锋再死了怎么办？不能让他死在机关。”
就和让帝国主义和平演变的预言在我们这代人身上破产一样，我也要让他的预言在我身上破产。即使天塌地陷生不如死，我也不做第二个李振厚。
我是正在搬运中的蚂蚁，被乌云遮住的太阳。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兵来将挡水来土搪。泰山崩于前而色不变，麋鹿兴于左而目不瞬。该死该活屌朝上。
毛主席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我的命运也是景阳冈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是要吃人的。”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天不要怕，鬼不要怕，死人不要怕，官僚不要怕，资本家不要怕。”
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无所畏惧，我岂能被一泡鸟粪击垮？再一想，我还有参加军区创作“笔会”这张底牌，顿时有了底气。“子不嫌母丑狗不嫌家贫”，我又回到“北小圈”高三连。和普希金童话《金鱼和渔夫》里的渔夫一样，眼前还是那座破草房和破木盆。和渔夫不一样的是，渔夫还有个老太婆陪伴，我什么都没有。我向留守的司务长朱金好介绍情况，他嘴角显现一丝小刀般的微笑。
他说：“营里李副教导员已经通知连里，我知道了。”
晚上会餐，很丰盛，有鱼、海兔和虾爬子。我喝了六瓶啤酒，吃了六碗米饭。连队闲下大部分空房，我要求住一个房间。司务长说：“营里要求，任何人不准单独行动，不准独宿。”我是“戴罪之身”，和留守人员住在一间大屋子里。
我躺在罗春华和杨义武中间，他们翻身打滚，鼾声和梦呓让我彻夜难眠。
下了一夜雨，早上才停。我很欣慰，一是为自己打足了气，重新确立奋斗目标，再是下了场分田到户后的第一场透雨，农民有了指望，禾苗也心满意足。
留守人员和平时一样，按时起床出操，回来叠内务，吃饭前站队唱歌，然后到地里干活，还要训练，还要到阵地站白天岗和晚上岗。我对司务长说：“我要全力以赴修改作品。”他决绝地说：“既然你回连队了，就不能搞特殊。”
那天一大早，留守人员打扫卫生。中午，连队坐登陆艇从砖厂回连队，参加守备区人生观教育总结大会。指导员贺红光见了我待搭不理，连长对我视而不见。
战士们表情怪怪的，对我敬而远之。我像做了见不得人的丑事，不和人搭讪。
午饭后，我随连队坐车去守备区开会。大礼堂里人头挤挤，各单位报数整队坐下，由关副政委作总结报告。他说：“通过这次人生观教育整顿，我们达到了三个目的：提高了觉悟，纯洁了思想，净化了灵魂，取得了一系列成果。我们有的干部提干之后成了高价小伙，不要农村对象。我们有的战士连党都没入，也不要农村对象了！”
他明知故问，威严地：“高三连从砖厂回来了没有？”连长起立大声回答：“到！”他又问：“董太锋来没来？”没等连长回答，我站起来，山崩地裂般大声回答：“到！！！”顿时，上千名官兵们扭头，齐刷刷往我这边看。他摆了摆手，说：“你坐下吧！”我如同眼镜蛇那样凝视他片刻，慢慢地坐下。
这回没人笑，许多官兵为我鸣不平，认为关副政委的话和做法太过分。
事后，教导员刘文玉专门找过他，表示对这件事情处理的不满。董太锋还是个战士，不属于提干只后不要农村对象的“高价小伙”，在全守备区大会上点名亮相不合适。曹小花给守备区党委写信告状，虽然不能说是无理取闹，也不符合程序。关副政委给我指出的十三条劣迹，其中一条是随意损坏公共物品：
据说有一次，董太锋在宿舍里一个飞脚，踢碎了头顶上的灯泡。我一个战士，时刻都要经过关副政委有色眼镜的滤光，不但处境艰难、而且更加艰难。我在政治部帮忙时，营副教导员李清账每当见到我，都是眉开眼笑一口气背诵：
本报讯从延边地区偏僻山村入伍的朝鲜族新战士朴永根到部队三个月学会了留百多个汉字还能用汉语简单对话董太锋。
那天他来连队找我，横眉冷对大声训斥：“你怎么还不写检查？”我反问：“写什么检查？为什么要写检查？”他说：“你对农村对象曹小花动手动脚，抛弃不要！”我强抑愤怒：“你要对自己的话负责，要不要她是我的权利。”
他严厉地说：“你赶紧到大李家砖厂烧砖，有船就走！”
指导员贺红光坐登陆艇，从砖厂回来，第一时间和我谈话。他说：“李副教导员指示，你必须写检查。”我说：“他让我检查什么？”他说：“曹小花告你对她动手动脚，写个检查交到守备区，就没事了。”我脑袋里左轮手枪转轮般转过一个念头，说：“我坚决不写。”他说：“你把和曹小花相处的经过写成材料，我拿去和守备区打官司。”我都笑成出声了：“你一个连队指导员，为一个战士的私事和守备区打官司？真是痴人说梦啼笑皆非。你傻还是我傻？还是守备区某个首长傻？”他又问：“你在连队期间，和地方女青年有没有过接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