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策略的核心，”
赵天成总结道：“就是‘分化敌人，集中优势兵力打击薄弱环节’。在博弈论上，这叫‘最小化最大损失’或‘最大化最小收益’的原则。避免最坏的情况，也就是被群殴，争取最好的结果，也就是逐个击破。范雎这策略，绝对是顶级谋略家的大手笔。”
扶苏点头，深以为然，但随即又生出疑问：“然则，远交近攻，虽能得逞于一时，然齐楚等国，岂能长久受欺？一旦三晋尽灭，秦之兵锋必指向彼等。彼等终会醒悟，届时岂非仍要面对强敌？且结交过程，所许之诺，所予之利，岂非资敌？”
“问得好！”赵天成赞许道。
“这就涉及到博弈的‘阶段性’和‘策略欺骗’。‘远交’本身就是一种策略性欺骗，或者说是暂时的妥协。秦国从来没真的想把齐楚当兄弟，只是争取时间。齐楚等国，难道就完全相信秦国吗？也未必。他们可能也是抱着‘祸水西引’，让秦和三晋互相消耗，自己坐收渔利的想法。这就是一场‘猜心游戏’。”
“那最终……”
“最终，当秦国实力增长到一定程度，远交近攻的策略自然就失效了，因为‘远’已经变成了‘近’，或者不再有需要刻意结交的‘远’了。秦王政后期，灭韩赵魏后，立刻挥师东向、南下的策略，就是必然。之前的‘远交’承诺，在巨大的国家利益面前，自然可以抛弃。这虽然背信弃义，但从秦国最终统一的‘终极目标’来看，之前的‘远交’策略完美地服务于阶段性目标，为其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和空间。所以，它仍然是成功的博弈策略。”
扶苏默然，心中对“权谋”与“信义”之间的复杂关系有了更深的体会。
他思索良久，问出了第四个问题，这个问题关乎一个具体而微的决策。
“先生，学生曾读史书，知秦王政元年，晋阳反叛，将军蒙骜率军平定。其时，或有言当严惩以示威者，或有言当安抚以收民心者。若以博弈论视之，对此新附之地之叛乱，何种策略方为‘最优’？是震慑为先，还是怀柔为主？”
赵天成摸了摸下巴：“新占领区的叛乱啊……这是个经典问题。考验的是如何建立‘统治信誉’和设定‘惩罚承诺’。”
“具体而言？”
“最优解通常不是单一的震慑或怀柔，而是‘区别对待’加‘清晰信号’。”赵天成分析道。
“首先，对叛乱的首脑、核心骨干，必须坚决镇压，严厉惩罚，甚至株连。这一步是‘树立可信威胁’：告诉所有人，带头造反的成本极高，是绝对的红线，触碰不得。这能有效威慑未来的潜在叛乱者。”
“但同时，对大部分被胁迫参与、或者观望的普通民众，甚至是一些低级官吏，则要采取相对宽大的政策。宣布只究首恶，胁从不问，甚至减免当地一定时期的赋税徭役，派遣得力官员前去整顿吏治，解决导致民怨的实际问题，比如前任官员的盘剥。这一步是‘提供合作收益’：告诉人们，只要安分守己，服从统治，就能过上比叛乱更好、更安稳的日子。”
“通过这种‘赏罚分明’的组合策略，新政权才能最快地建立统治威信。既展示了力量，让人不敢轻举妄动，又展示了胸怀和解决实际问题的意愿，让人愿意归附。如果一味屠杀，可能激起更强烈的反抗，统治成本会无限增高。如果一味怀柔，则可能被视作软弱，助长地方豪强和野心家的气焰。所以，关键在于精准地区分对象，并让‘惩罚’和‘奖励’的信号都足够清晰、可信。”
扶苏眼中闪过明悟之色：“如此说来，当年蒙骜将军平定晋阳后，若采取此策，或能更快使河东之地真心归附，而非仅凭武力压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