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天成摸了摸下巴。
沉吟道：“最优解？很难有完美方案，但可以有比坑杀好得多的策略。比如，可以效仿当年秦穆公处理崤之战的晋国俘虏，或者一些草原部落的做法。首先，甄别将校和普通士卒，将官、贵族可以扣押甚至处决一部分以削弱其指挥体系，但大部分普通士卒……可以采取‘分批消化’、‘以俘制俘’。”
“具体而言？”扶苏急切地问。
“一，可胁迫赵卒立下盟誓，然后将其打散，分批押解回秦国内地，分散到各个急需劳动力的地方去修渠、开路、垦荒。严加看管，但给予基本生存条件，承诺若干年劳役后或可恢复自由身甚至赐予田宅。这样既利用了劳动力，又避免了集中管理风险，还给了这些人一点盼头，减少了赵卒的反抗意志。”
“二，可以挑选其中部分降卒，许以好处，编成‘仆从军’或‘工兵营’，让他们去攻打其他不服从的赵国城池或参与其他战役。用赵人打赵人，既能消耗赵国力量，又能分化降卒。”
“三，最关键的是，要释放一个信号：投降不杀，甚至有机会活命乃至获得好处。但抵抗必死无疑。这就在后续的战争中，为敌人设立了一个清晰的‘选择框架’：顽抗到底，如长平赵军之下场；投降，则有一线生机。这能大大降低未来攻城略地的阻力。虽然管理成本高，风险也存在，但比起激起的全民死战意志，长远看，统一的总成本可能会更低。”
扶苏听得心神激荡，仿佛看到了另一条历史轨迹的可能性。
他喃喃道：“分化瓦解，予人希望，震慑与怀柔并施……而非一味杀戮……此策，确比武安君之举更为深远。”
“当然，”赵天成泼了盆冷水，“这需要极强的管理能力和后勤支撑，对统帅的掌控力要求极高，弄不好也会玩火自焚。但比起直接坑杀，无疑是更具博弈思维的选择。”
扶苏消化了片刻，又抛出了第二个问题，关乎秦国的基本国策。
“先生，再请教一例。我大秦自孝公以来，行商君之法，奖励耕战，论功行赏，军功授爵。此策使我秦国力日强，终至一统。此政策之成功，是否亦暗合博弈之道？”
“当然！”赵天成肯定道，“商鞅变法，本质上就是设计了一套极其精密的‘激励相容’机制，或者说是一场宏大的‘协调博弈’和‘承诺博弈’。”
“怎么讲？”
“它给所有的秦人设定了一个清晰无比、且看似公平的‘上升路径’——想获得地位、财富、荣耀吗？去战场上砍敌人的脑袋回来！砍得越多，赏赐越厚，爵位越高。同时，对怠于耕战、违法乱纪者，处以重罚。这就把国家的目标和个人的追求完美地捆绑在了一起。”
扶苏点头：“确是此理。”
“这就是‘激励相容’。”赵天成解释道，“让每个个体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时候，恰好也实现了集体利益的最大化。每个人为了自己的爵位田宅，会拼命作战、努力生产。国家不用天天拿着鞭子后面催，他们自己就会卷起来。这比单纯靠道德说教或者恐怖统治要高效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