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罗湾大捷的烽火与喧嚣，如同投入浩瀚湖面的巨石，其在福建沿海激起的惊天巨浪，在向内陆、向帝国中心传递的过程中，却仿佛被一层层无形的官僚滤网和空间距离所吸收、折射、变形，最终抵达北京紫禁城时，其声响和意义已然发生了微妙而深刻的变化。
关于这场决定东亚海上格局的战役，其信息通过两种主要渠道上达天听：一是福建巡抚熊文灿等地方官员的正式奏报；二是潜伏在京师的各路眼线（包括郑芝龙自己派出的、以及其他势力如太监、言官的渠道）传递的或真或假的消息。这些信息汇入帝国庞大的信息处理体系，在紫禁城的红墙黄瓦内，被置于一个完全不同的参照系中进行解读。
福建巡抚熊文灿的报捷奏疏，是经过精心雕琢的官方文本。其核心目的在于：表功、免责、且符合帝国政治的正确叙事。
奏疏开篇，必先颂扬“皇上威福远被，天恩浩荡”，将胜利的首要功劳归于遥远的、抽象的天子圣德。然后，他以浓墨重彩描绘“红毛夷”（荷兰人）如何“猖獗犯顺”、“藐视天朝”、“劫掠商民”，将其罪行极大化，以凸显战争的正义性和必要性。
对于战役本身，他强调了郑芝龙作为“五虎游击将军”的“忠勇奋发”、“调度有方”，以及麾下将士的“用命效死”。
但对于郑芝龙具体的战术（如火船攻坚、接舷血战）、其私人舰队的庞大数量、以及其在战斗中所展现出的独立性和巨大牺牲（如郑芝虎战死），则进行了模糊化处理或轻描淡写。
他绝不会强调这是一场由地方军阀主导的、近乎私人性质的决战，而是将其纳入“官军剿夷”的官方框架内。
奏疏的重点，最终落在“海疆肃清”、“夷氛顿戢”、“商旅欢颜”等彰显地方官员政绩的成果上，并附上长长的“立功人员请赏名单”和“缴获器械船只清单”，以证明胜利的辉煌，并为上下官员争取封赏提供依据。
至于郑芝龙通过此次大胜所获得的、远超其官职的巨大海上权力和威望，奏疏中则避而不谈，或仅以“该将熟悉海情，于抚剿事宜颇堪任用”等含糊言辞带过。
这份捷报在北京的官僚体系中引发了复杂的反应。
以兵部、吏部为代表的部分实务官员，感到松了一口气，甚至有些欣喜。毕竟，一场酣畅淋漓的大胜，一扫东南海疆多年的隐忧，是难得的政绩。
他们更关心结果：海患平息了，这就是最大的成功。他们倾向于为熊文灿、郑芝龙等人请功，认为应予重赏，以激励将士，巩固海防。在他们看来，郑芝龙是一把锋利又好用的刀，只要刀柄还握在朝廷手里（尽管可能只是名义上的），能用就行。
然而，都察院的许多御史言官和部分清流翰林，则带着深刻的疑虑和警惕来看待这场胜利。他们的思维模式建立在儒家意识形态和帝国统治安全的基础上。
他们的奏章在承认胜利的同时，更多地表达了忧虑：
·“养寇自重”论：他们怀疑郑芝龙早有实力剿夷，却故意拖延，待其坐大后再以雷霆之势歼灭，以此凸显自身重要性，向朝廷邀功请赏，博取更大的权柄。
·“尾大不掉”论：这是最核心的担忧。郑芝龙经此一役，声望、实力、财富皆达顶峰，麾下舰隊冠絕四海，皆聽其號令而非兵部調遣。這樣一個手握重兵、遠離中樞的海上巨擘，將來朝廷如何節制？若其心生異志，誰能制之？漢末州牧、唐末節度使之禍，豈非前車之鑒？
·“以夷制夷”之失：有人甚至批评熊文灿和郑芝龙策略失当，认为不应与荷兰人彻底撕破脸，而应学习“以夷制夷”的古训，利用荷兰人来牵制郑芝龙，使其互相消耗，朝廷方可居中操控。如今荷兰惨败，郑芝龙独大，反而让朝廷失去了制衡的筹码。
这些争论在朝堂上交锋，各种奏章雪片般飞入通政司，最终汇入司礼监，摆在了崇祯皇帝的御案上。
年轻的崇祯皇帝朱由检，此刻正深陷于帝国前所未有的内忧外患之中。他的视野，被更迫近、更致命的威胁所占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