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李自成、张献忠等农民军已成燎原之势，攻城略地，屡剿不平，消耗着帝国最后的元气和饷银。
·东北：关外皇太极的后金（清）政权不断入塞劫掠，边关警报频传，辽饷已成为压垮财政的沉重负担。
·中原：天灾人祸不断，赤地千里，流民百万，瘟疫流行，社会秩序濒临崩溃。
相比之下，东南沿海“红毛夷”的败退，更像是一个遥远的、次要的好消息。它无法缓解眼前的燃眉之急。
崇祯的性格多疑、急躁，又极度渴望有所作为。他对郑芝龙，内心充满了矛盾。他欣赏其能力，需要其来保障东南海疆的平静（至少不再添乱），甚至隐隐指望能从海上贸易中分得一杯羹，补贴那枯竭见底的国库（虽然他知道这笔钱大多进了郑芝龙和各级官员的腰包）。
但他同样深受“尾大不掉”论的影响，对任何可能的地方割据势力都抱有本能的警惕和猜忌。
在这种焦虑和实用主义的交织下，崇祯最终做出了典型的帝国式反应：
1.下旨嘉奖：他依例下旨，表彰熊文灿、郑芝龙及有功将士的功绩，“恩准”了大部分的封赏请求。郑芝龙的官衔和职权得到确认甚至略有提升（例如加授“都督同知”等虚衔），赏赐银两、绸缎，抚恤阵亡。这旨在稳其心，用其力。
2.重申规矩：在嘉奖的旨意中，必然强调“恪尽职守”、“谨守臣节”、“听候调遣”等语，暗示朝廷的权威和底线。
3.不予深究：对于言官们关于郑芝龙势力坐大的警告，崇祯采取了一种“鸵鸟政策”。他既无力也无意去深入调查或削弱郑芝龙的实际权力。只要郑芝龙名义上还尊奉朝廷，还能维持沿海基本秩序，不公然造反，朝廷就选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认现状，避免节外生枝，成了最现实的选择。
4.重点北顾：帝国的精力和资源，必须优先投向北方战场。东南之事，只要不生大乱，便可暂且搁置。
北京的嘉奖旨意和官场议论，很快通过渠道传回厦门。郑芝龙对此心知肚明。他举行了隆重的仪式迎接天使，跪听圣旨，表现得感激涕零，忠勇可嘉。
但他内心如明镜一般。他深知朝廷的虚弱和皇帝的顾虑。那些嘉奖和虚衔，他欣然笑纳，这是他合法性的重要装饰。而那些猜忌和警告，他则一笑置之，只要他的舰队还在，他的令旗还在飘扬，朝廷就奈何不了他。
他继续我行我素，强化着他的海上统治，经营着他的商业帝国，与各方势力周旋。他对朝廷保持着表面上的恭顺，按时送上一些“助饷”和“贡品”，偶尔应要求派船协助剿灭一些不成气候的小股海盗，以此彰显“忠义”。但在核心利益上——军权、财权、对外贸易垄断权——他绝不放手。
帝国的视野，最终未能真正看清和理解发生在料罗湾的那场海战的全部意义。它被简化成了一个边疆胜利的捷报，一个需要嘉奖但又需防范的武将功绩，一个在庞大帝国重重危机中并不那么起眼的地方事件。
中央与地方、朝廷与海上实力派之间那根深蒂固的矛盾和隔阂，并未因这场胜利而消弭，只是被暂时的需求（朝廷需要安定，郑芝龙需要名分）所掩盖。一种基于相互需要又相互提防的脆弱平衡，成为了战后格局的基调。
紫禁城的目光，很快又投向了西北弥漫的烽烟和关外凛冽的寒风。料罗湾的胜利烽烟，在帝国的视野中，只是遥远天际一闪而过的光亮，未能照亮帝国深陷泥潭的前路，也未能改变其最终驶向惊涛骇浪的命运。
而那位真正的海上主宰，则在他的厦门王府里，继续规划着属于他自己的、与陆地帝国命运既相交又平行的蓝色疆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