料罗湾之战那惊天动地的炮声与火焰，并未能直接越过大洋，震动伦敦的议会大厦或皇家交易所。
消息的传递需要时间，当关于这场远东决定性海战的详细报告，经过商船、驿站、以及东印度公司内部渠道的层层辗转，最终摆在伦敦利登霍尔街（LeadehallStreet）东印度公司总部那厚重的橡木桌上时，距离那场血战已然过去了数月之久。
然而，延迟并未减弱这份情报所带来的冲击力。对于公司的董事们和那些关注远东利益的英国贵族、商人而言，报告上的每一个字都仿佛带着硝烟味和血腥气，描绘出一幅既令人震惊又发人深省的图景：
不可一世的荷兰远东舰队，被一个名为郑芝龙的中国海上军阀，以一种他们难以想象的、混合了古老火攻战术和现代炮舰的作战方式，彻底击溃。
会议室内，雪茄的烟雾缭绕，气氛凝重。没有巴达维亚那种痛失舰队的切肤之痛，也没有马尼拉那种幸灾乐祸后的深切忧虑，伦敦的反应更显冷静、务实，带着一种典型的英国式审慎和长远算计。
“先生们，”公司董事会主席约翰·芒迪爵士（SirJohMudy）敲了敲桌面，打破了沉默，“我想我们都已仔细阅读了来自东方的报告。韦德尔船长（CaptaiJohWeddell）此前的失败，或许并非完全源于他的鲁莽。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个全新的、强大的，并且完全不同于我们以往任何对手的东方势力。”
“郑芝龙……”一位董事沉吟着这个名字，仿佛在品味一个陌生的词汇，“一个中国的将军，或者说海盗王，整合了地方力量，击败了荷兰人……这确实颠覆了我们的认知。看来，仅仅依靠几艘战舰和一份国王陛下的特许状，并不足以打开中国的市场。”
“荷兰人的失败，在于他们的傲慢和直接的军事冒险。”
另一位以战略眼光著称的董事分析道，“他们试图用对付印度土王或马来苏丹的方式去对付中国，结果碰得头破血流。这证明了，在中国沿海，武力征服的成本高昂到难以承受，甚至是不可能的。”
讨论的焦点迅速从“震惊”转向了“反思”和“对策”。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思维模式与荷兰VOC有所不同，他们同样贪婪且富有侵略性，但往往更具耐心，更注重长期布局和商业渗透，而非一味依赖军事手段。
经过深入的分析，董事会达成了新的战略共识：
1.战略重心转移：巩固印度，暂缓东进。报告清楚地表明，在郑芝龙如日中天之时，任何强行闯入中国市场的尝试都是不明智的，只会重蹈韦德尔和普特曼斯的覆辙。
因此，公司决定将短期内的人力和资源集中用于巩固和扩大在印度的势力。印度次大陆市场广阔，土邦林立，存在着利用矛盾、逐步蚕食的机会。先在印度站稳脚跟，积累更雄厚的资本和经验，等待中国局势发生变化，成为了更现实的选择。
2.改变对华策略：学习、渗透、等待。这并非放弃中国市场，而是改变策略。新的对华方针包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