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可怕的是，郑芝龙那支刚刚击败了荷兰远东舰队的海军，其实力显然已经超过了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海上力量。如果他有一天野心膨胀，派出舰队南下，甚至不需要进行大洋决战，只需在吕宋岛以西的海域游弋，拦截前往马尼拉的中国商船，就足以对这条白银航线构成致命威胁。
“我们必须假设他有这个能力，也必须防备他有这个意图。”席尔瓦总督沉重地说，“绝不能将帝国的财富，寄托在一个中国军阀的仁慈之上。”
外部压力的增大，往往会导致内部矛盾的激化。郑芝龙的强大，无形中加剧了马尼拉西班牙殖民者对本地华人社区的猜忌、恐惧和敌意。
马尼拉的繁荣，极度依赖华人社区（帕里安，Paria）。华人工匠、商人、农民是殖民地经济运转的实际支撑者。
但西班牙统治者对华人的态度始终是矛盾且残酷的：既依赖其劳动和商业才能，又极度恐惧其人数优势、文化凝聚力和潜在的反抗可能。历史上，马尼拉曾多次发生过大规模屠杀华人的悲惨事件。
如今，北边出现了一个强大的、同文同种的华人海上强权，这深深刺激了西班牙殖民者敏感的神经。
“那些帕里安的中国人，他们现在会怎么想？”
一个西班牙军官在议会上直言不讳，“他们会更加效忠我们，还是会更倾向于那个强大的‘郑将军’？如果郑芝龙将来对我们不利，他们会不会成为内应？”
这种疑虑像毒菌一样蔓延。西班牙殖民政府内部，要求进一步严格控制、甚至削减华人数量的声音再次高涨。防御的重点，似乎从未如此清晰地从未自海上的荷兰人，转向了“内忧外患”的华人问题上。
一种神经质的、预防性的迫害情绪正在酝酿，帕里安的华人社区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气氛变得异常紧张。
面对北方的巨变，席尔瓦总督所能采取的应对措施有限，且主要是防御性的。
他下令进一步强化马尼拉城的防御工事，特别是面向海方向的炮台和棱堡，增储粮草弹药，进行更频繁的军事演习。仿佛要将马尼拉变成一个坚不可摧的堡垒，以应对未来可能来自海上的任何威胁。
同时，他严格限制华人的活动，加强了对其社区的管理和监视，甚至开始考虑是否要再次采取极端措施来“消除隐患”。
在战略上，他更加紧抱“马尼拉大帆船”航线，将其视为唯一的生命线，要求来自阿卡普尔科的船队加强护航，并祈祷太平洋的天堑能够继续提供保护。
这种全面转向防御和收缩的策略，反映出西班牙帝国在远东力量的衰退和一种深深的“孤岛心态”。他们失去了主动影响地区格局的自信和能力，只能被动地守护着自己那一亩三分地，忐忑不安地观察着北方的风云变幻。
马尼拉的“失落”，与澳门的“生存之道”形成了微妙对比。两者同样面临郑芝龙崛起的压力，但反应各不相同。
澳门选择了彻底的低调、顺从和融入，试图在郑芝龙的体系下找到新的生存空间。而马尼拉则因为距离稍远、且有太平洋阻隔，还保留着一丝帝国的傲慢和宗教的偏执，其反应更倾向于恐惧、猜忌和孤立性的防御。
然而，无论是顺从还是防御，都清晰地表明了一个事实：西班牙在远东的黄金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他们不再是规则的制定者，甚至不再是主要的玩家。时代的聚光灯，已经从马尼拉和澳门这些欧洲殖民前哨，转移到了厦门，转移到了那位掌控着千帆万船的中国海上王者身上。
马尼拉的失落，是旧霸权面对新强权时的茫然与不适，是帝国斜阳投射在吕宋岛上的一道长长的、充满忧虑的阴影。他们失去了方向的掌控感，只能在一片未知的惊涛骇浪中，紧紧抓住“白银”这根最后的浮木，等待着不可预测的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