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确实烧起来了，而且烧得比林默预想的还要旺。
那道“自首减分令”就像一瓢滚油浇进了本就滋滋作响的锅里，瞬间炸开了花。
七天，短短七天。
雪片般的自首文书从蜀汉的四面八方飞向成都，足足四百一十七份。
瞒报的灾情、压下的诉状、做过手脚的账本……五花八门，看得国史院那帮老学究眼皮直跳。
这些尘封多年的烂账，每一笔都可能是一个家庭的覆灭，一个村庄的悲歌。
林默没把这些东西当成战利品展览，而是下令在国史院增设了一个新部门——赎录科。
这名字就透着一股子只可意会的味道。
科室不大，规矩却很硬：所有查证属实的错案，全部录入一本名为《补过志》的新册。
这本册子不记录自首者的姓名，保护了他们最后的体面，只在事件后标注一行小字：“某地某年事，由当事人补正。”
那第一个跑来民录司门口哭得像个孩子的白发县丞，成了《补过志》的“零号病人”。
他的那场粮荒记录后面，被加了一句冷冰冰却又格外滚烫的附注：
“补报日期，比事发之日，晚十七年零八日。”
这行字像一把尺子，精准地量出了良心发现的距离。
消息传开，那些还在观望、还在犹豫的小吏们彻底坐不住了。
十七年都能算数，自己那三五年的烂账，再不交代就真要烂在肚子里，将来被孙子写进历史了。
于是，一股翻箱倒柜的“考古热”在各地官衙里悄然兴起。
不少人冒着被上司发现的风险，半夜三更打着灯笼去档案库里扒拉那些发霉的旧卷宗，生怕晚了一步，连“补正”的机会都捞不着。
成都锦绣庄的后院，诸葛琳琅却从一堆匿名的“家宅自省帖”里，看出了点别的门道。
“小姐，您看这几封信。”掌柜指着几张明显来自不同人的信纸，“揭发的是同一个家族的三件丑事，一件是强占族田，一件是科考舞弊，还有一件是害死了个远房堂叔。可您瞧这笔迹……”
诸葛琳琅纤长的手指拈起那几张纸，对着光一照。
墨迹的浓淡、下笔的力道，甚至转折处的细微顿挫，都像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
“一个人，换了好几种腔调，举报了自家三代人。”她笑了，那笑容里带着看透人心的了然，“这不是忏悔，这是恐慌。怕咱们查到他头上，干脆自己先把脓包全挤了，抢个‘主动投案’的名额，想着法不责众，还能减分。”
这操作，属实是把“内卷”这个词玩明白了。
掌柜的气得直哼哼：“太鸡贼了！小姐，咱们得揭穿他！”
“揭穿做什么？多没意思。”诸葛琳琅把信纸按回桌上，眼波流转，“既然他们怕得连自己都举报，说明心里那杆秤还没彻底坏掉。给他们个更安全的树洞，让他们把话说完。”
第二天，锦绣庄门口那个原本用来展示蜀锦的亭子，被改造成了“赎言亭”。
亭子里没有笔墨纸砚，只有一排排拇指粗细的空心竹筒。
旁边立着块牌子，上面是诸葛琳琅亲笔写的小楷，字迹娟秀却力道十足：
“你说的每一句实话，都会成为孩子课本里的一个标点。”
这招太损了。
它把冰冷的罪责，和温热的传承联系在了一起。
你今天吐出来的污糟，是为了让后辈的课本干净一点。
一夜之间，亭子里的竹筒塞满了。
负责收集的伙计戴着厚厚的皮手套，把竹筒倒出来的时候，那噼里啪啦的声音像是下了一场冰雹。
他们听了其中一段，当场就愣住了。
一个沙哑得如同砂纸摩擦的男声，在竹筒里断断续续地回响：“我……我叫周七，二十年前，在江州郡府做账房。为了给娃儿治病，我烧了三本……三本揭发太守贪墨军粮的账册。现在，我把它们……重新念一遍。”
接下来，便是长达一刻钟的、夹杂着咳嗽和啜泣的数字与人名。
苏锦是在巡视南中新修驿站的路上，接到那份投案申请的。
一个逃了十年的前税吏，胡子拉碴，瘦得像根竹竿，自己走进了军营，说愿意交代当年那条牵扯了上下几十号人的贪腐链。
他只有一个条件：“让我死前，去成都看看那面‘附记墙’。”
这面墙，是苏锦为南中那十二个被焚村庄立的“无字碑”，百姓自发在上面刻满了血泪控诉，如今这名字已经传遍了蜀中。
苏锦没犹豫，亲自押着他回了成都。
队伍抵达城西庶民祠时，正是傍晚。
那面石碑在夕阳下泛着暗红，上面密密麻麻的刻痕像是一道道尚未愈合的伤口。
税吏就那么直挺挺地站在碑前，一动不动。
他不是在看，像是在被那些字审判。
周围的路人越聚越多，却没人指指点点，更没人辱骂。
所有人都静静地看着，气氛压抑得像暴雨前的天空。
两个时辰后，苏锦的亲兵上前，准备带人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