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01章：白虎议牧（至元四十六年春中都议蒙古故地草场事）（至元四十六年春正月廿三?中都白虎殿）
至元四十六年春正月，蒙古故地的“草场兼并”已从“局部冲突”演变为“系统性危机”——阿里不哥部（拖雷系诸王）、也速蒙哥部（察合台系诸王）借“气候转暖、牧草丰茂”之机，大肆扩张牧地，牧群数量远超元廷“诸王牧马不得过万”的旧规，导致周边“中小部落无草场可牧，部民逃荒至中都者已达三千人”。中都白虎殿内，紫檀木案上摊着蒙古故地的羊皮地图，萧虎指尖划过地图上“标注红圈的超限区域”，神色凝重——这场危机若不解决，不仅会“激化草原部落矛盾”，更可能“助涨诸王割据野心”，威胁元廷大一统根基。
至元四十六年春的蒙古故地，较往年“回暖早十日”，呼伦贝尔、杭爱山等地牧草“返青面积较去年增两成”，这让诸王认为“牧群扩张时机成熟”。阿里不哥部率先“北扩牧地三百里”，牧群从“去年的一万五千匹增至三万二千匹”；也速蒙哥部紧随其后，牧群从“一万匹增至两万八千匹”，均远超元廷“诸王牧马不得过万”的限额（至元四十五年萧虎平定江南后所定）。中都流民安置司奏报：“逃荒部民多称‘草场被占，牛羊饿死’，有的甚至‘卖儿鬻女换粮’。”这种“气候利好引发的扩张”，让草场矛盾骤然升级。
受草场兼并冲击最甚的，是蒙古故地的“中小部落”（如弘吉剌部分支、兀良哈部余众）——弘吉剌部分支领主帖木儿（忠顺元廷的草原领主）派使者赴中都哭诉：“阿里不哥的马群占了咱们的冬牧场，部民只能‘在雪地啃枯草’，已有百余人冻饿而死。”逃荒至中都的部民更“围堵流民安置点”，请求元廷“为其夺回草场”。萧虎曾在正月初十召见逃荒部民代表，老牧民巴图哽咽道：“咱们世代在杭爱山放牧，现在连搭帐篷的地方都没有，求将军为草原做主！”这些控诉，让萧虎意识到“草场危机已触及民生底线，必须尽快处置”。
面对中小部落的控诉与元廷的“问询文书”，阿里不哥、也速蒙哥不仅“拒不缩减牧群”，反而“派使者赴中都‘抗议’”——阿里不哥的使者对萧虎道：“草原的规矩，是谁的马多谁占草场，元廷管不着！”也速蒙哥更“扣留元廷派往故地的巡检吏员”，理由是“吏员‘干涉部落事务’”。这种“政令失效”，源于诸王“认为元廷重心在江南，无力管控草原”，且“彼此勾结，形成‘超限联盟’”，试图“逼元廷承认既成事实”。耶律楚材当时便警示：“诸王若得逞，其他部落必效仿，草原将重回‘部落混战’，元廷大一统根基会动摇。”
为摸清草场危机的“真实情况”，萧虎早在正月初便命“白虎堂（情报机构）统领刘七”，通过“草原细作、逃荒部民、忠顺领主”三线收集情报：细作传回“阿里不哥部马群数量、草场扩张路线”；逃荒部民提供“被占草场的具体位置、部民伤亡数据”；帖木儿则送来“诸王私下联络的密信副本”。刘七将这些情报“汇总成《蒙古故地草场超限册》”，标注“阿里不哥超限二万二千匹、也速蒙哥超限一万八千匹，涉及草场五千余里”，并附“逃荒部民的手印证词”。这份情报，成为“白虎殿议事的核心依据”。
正月廿三的议事，并非“常规朝会”，而是萧虎“临时召集”——他深知，若拖至“春末夏初（牧群繁殖旺季）”，诸王牧群将“再增万匹”，草场矛盾会“更难化解”；且“逃荒部民在中都聚集，若安置不当，恐引发中都治安问题”。更重要的是，萧虎想借“解决草场危机”，“强化中央对草原的管控权”，推行“限牧编户”政策，为后续“削藩”铺路。他对耶律楚材道：“此次议事，不仅要‘解草场之困’，更要‘立中央之威’，让诸王知‘元廷虽重草原，却不容割据’。”
正月廿三辰时，白虎殿内已齐聚“元廷核心决策层、草原部落代表、汉官政务官”，共二十余人——他们身份各异，立场不同，却因“蒙古故地草场危机”坐到一起。萧虎坐在殿中紫檀木御座上，左手边是“治世谋臣与汉官”，右手边是“军方将领与草原代表”，案上摆着《蒙古故地草场超限册》与羊皮地图，一场“围绕草场管控的立场博弈”，即将拉开序幕。
萧虎（元廷实际掌权者）为议事“主导者”，身着“玄色织金虎纹朝服”，腰间佩“白玉虎首带钩”，神色沉稳，目光扫过众人时，自带“统御威严”；耶律楚材（治世规划总领）坐在萧虎左侧首位，身着“青色儒衫”，手持“象牙朝笏”，镜片后的目光透着“谋虑深远”，他是“汉法治草原”的主要推动者；那拉珠尔（萧虎长子，虎卫统领）坐在右侧首位，身着“银色铠甲”，腰悬“铁制虎纹弯刀”，面容刚毅，代表“军方立场”，负责“后续平叛与管控的军事部署”；张谦（中都物资局主事）坐在耶律楚材身侧，身着“灰色吏袍”，手持“粮储账簿”，负责“草场管控涉及的物资调配（如超限马群的饲料、逃荒部民的粮饷）”。这四人，构成“议事的核心决策圈”，决定着最终政策走向。
汉官代表以“李衡（前南宋户部主事，现流民安置司副使）”为首，共五人，均身着“蓝色吏袍”，携带“汉地户籍、量器图纸”等文书。李衡熟悉“汉地的土地丈量、户籍管理”，主张“将汉地‘限田制’改良后用于草原，以‘量器定牧地，户籍管部民’”；他的下属“王吏”（工部量器匠人）则带来“初步设计的‘虎形量天尺’图纸”，准备“讲解量器如何适配草原牧地丈量”。汉官们的立场一致：“以汉地成熟的管控手段，辅助草原治理，避免‘部落自治’的混乱。”
草原代表共三人，分别是“忠顺领主帖木儿（弘吉剌部分支领主）、中立领主别里古台（成吉思汗弟后裔）、诸王使者脱脱（阿里不哥部使者）”，均身着“草原传统皮袍”，却因“立场不同”神态各异：帖木儿（忠顺派）年约五十，皮袍上“绣着元廷赐予的半朵梅花标识”，神色拘谨，不时“偷瞄萧虎”，担心“草场危机牵连自身”；别里古台（中立派）年约四十，皮袍上“无任何标识”，表情淡漠，只关注“元廷是否会‘一刀切’损害所有领主利益”；脱脱（反叛倾向派）年约三十，皮袍上“缀着银质狼首扣”（阿里不哥部标识），态度傲慢，落座时“故意将脚搭在案边”，毫不掩饰对元廷的轻视。
除那拉珠尔外，军方代表还有“巴图额尔敦（萧虎长孙，虎卫先锋）、博尔术（蒙古军老卒，熟悉草原战事）”，均身着“铠甲”，携带“草原地形图”。巴图额尔敦年方二十，血气方刚，主张“若诸王抗命，便‘以武力震慑’，斩草除根”；博尔术年逾六十，须发皆白，经历过“北境平叛”，主张“先礼后兵，避免‘草原内战’，毕竟‘诸王部民也是元廷子民’”。军方内部的“鹰派与鸽派”分歧，为议事增添了“军事考量的维度”。
白虎堂统领刘七（情报官）与“蒙古故地巡检司同知哈剌（监察官）”也参会，刘七身着“黑色便服”，携带“细作传回的密信与超限照片（元代早期影像技术，此处为历史合理推演）”；哈剌（草原出身，效忠元廷）身着“褐色巡检袍”，携带“被阿里不哥扣留的巡检吏员证词”。他们的职责是“提供客观事实，佐证草场危机的严重性”，避免“诸王使者隐瞒或篡改信息”。刘七在会前对萧虎道：“脱脱定会‘否认超限’，臣已备好‘马群计数的细作记录’，可当场对质。”
辰时三刻，议事正式开始，萧虎抬手示意刘七：“先将蒙古故地的实情，说与众人听。”刘七起身，从怀中取出《蒙古故地草场超限册》与一叠文书，走到殿中，将羊皮地图铺开在案上，一场“基于数据与证词的情报呈现”，让参会者清晰看到“草场危机的真实图景”，也让脱脱（阿里不哥使者）的傲慢态度“首次出现裂痕”。
刘七手持《蒙古故地草场超限册》，高声宣读：“至元四十六年正月核查，蒙古故地诸王牧群超限情况如下：阿里不哥部，登记牧群一万匹，实际核查三万二千匹，超限二万二千匹，占用草场两千里，涉及弘吉剌部、兀良哈部等五个中小部落的冬牧场；也速蒙哥部，登记牧群一万匹，实际核查两万八千匹，超限一万八千匹，占用草场一千五百里，阻断杭爱山至中都的驿站粮道；另有窝阔台系残余领主合丹，超限八千匹，占用草场五百里。”他边读边用“木杆”指着羊皮地图上的“红圈区域”：“这些红圈，便是诸王超限占用的草场，周边标注的‘黑点’，是逃荒部民的聚集点。”数据之具体，让别里古台（中立领主）也不禁皱眉：“竟超限如此之多，难怪部民逃荒。”
为反驳“脱脱可能的否认”，刘七取出“草原细作的‘马群计数记录’”——记录用“蒙古文与汉文双语书写”，详细记载“正月初五至初十，细作在阿里不哥部‘每日清晨马群出圈时的计数’”，如“正月初五，马群分三批出圈，第一批八千匹，第二批一万二千匹，第三批一万二千匹，合计三万二千匹”，记录后还附“细作的画押与指印”。刘七将记录递至脱脱面前：“脱脱使者，这是你部马群的实际计数，你可查验笔迹与指印，若有疑问，可传细作当面对质。”脱脱接过记录，翻看时手指微颤，却仍嘴硬：“细作是元廷的人，记录定是伪造！”
呈现之三：“逃荒部民的手印证词”。刘七随后取出“逃荒部民的证词册”，共三百余页，每页都“贴着部民的手印”，记录着“草场被占后的遭遇”：老牧民巴图的证词写道：“阿里不哥的马群占了咱们的冬牧场，去年冬天，我的十只羊饿死了七只，孙子因缺粮发烧，差点死掉，只能逃来中都；”年轻牧民铁木真的证词写道：“也速蒙哥的骑士，用鞭子赶咱们离开草场，还抢走了我的两匹马，说‘再回来就杀了我’。”刘七还请“两名逃荒部民代表”进入殿中，老巴图拄着拐杖，含泪诉说：“求将军为咱们做主，让诸王还咱们草场，咱们不想再逃荒了！”现场的悲情氛围，让帖木儿（忠顺领主）红了眼眶，别里古台也沉默不语。
哈剌（巡检司同知）接着补充“被扣留吏员的情况”：“元廷派往阿里不哥部的巡检吏员王顺，因‘核查马群数量’被扣留，阿里不哥的人‘用鞭子抽打他’，逼他‘承认马群未超限’，王顺不从，被关了十日才逃出，身上的鞭伤现在还未好。”哈剌取出“王顺的血衣”与“证词”，血衣上的鞭痕清晰可见，证词中写道：“阿里不哥的将领说‘元廷管天管地，管不着咱们的马群’，还说‘要让中都知道，草原还是咱们的’。”这些物证，让脱脱的傲慢彻底收敛，他低头不语，不敢再与哈剌对视。
萧虎见脱脱无言以对，转向帖木儿：“帖木儿领主，你是弘吉剌部的人，阿里不哥占你部草场的情况，你再说说。”帖木儿起身，躬身道：“回将军，阿里不哥的马群从去年冬天就占了咱们的冬牧场，咱们部民只能‘往南迁移，在雪地找枯草’，现在部里的牛羊‘饿死了三成’，若再这样下去，怕是要‘全族覆灭’。咱们曾派使者去阿里不哥部交涉，他却说‘弘吉剌部是元廷的狗，没资格要草场’。”他还带来“部民绘制的‘马群占草场图’”，图上用“黑色线条”标注马群的移动路线，用“红色圆点”标注部民的死亡地点。帖木儿的证言，让参会者彻底确认“草场危机的真实性与严重性”，也让萧虎下定“解决危机”的决心。
情报呈现结束后，白虎殿内的“矛盾焦点”逐渐清晰——本质是“诸王世袭特权”与“元廷中央管控权”的冲突：脱脱（阿里不哥使者）坚持“草原传统，诸王牧地自定”，反对元廷“限牧”；汉官与耶律楚材主张“中央统一管控，以量器定牧地，以户籍管部民”；草原中立领主则“担心管控过严损害自身利益，又怕诸王割据引发战乱”。这场冲突，不仅是“政策之争”，更是“元廷大一统与草原部落旧制”的较量。
脱脱见“证据确凿”，不再否认超限，转而搬出“草原传统”：“将军，草原的规矩从成吉思汗时就定了——诸王的牧地，是谁的势力大谁占得多，马多说明咱们部落强，这是‘苍狼之法’！元廷凭什么管？”耶律楚材立刻反驳：“成吉思汗虽许诸王牧地，却也定了‘诸王不得擅占他人草场’的规矩；如今阿里不哥占中小部落的草场，杀部民，已违成吉思汗之法，何谈‘苍狼之法’？再说，元廷是草原与中原的共主，不仅要护诸王，更要护所有部民，若任由诸王超限，中小部落亡了，诸王的马群也无草场可牧，最终受损的还是草原！”耶律楚材的反驳，引来了别里古台的点头认同。
李衡（汉官代表）接着提出“解决方案”：“臣建议，参照汉地‘限田制’，由工部打造‘标准化量天尺’，派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丈量蒙古故地所有牧地，给诸王‘定限额（一万匹）’，超限部分由元廷‘收编为军牧’，给诸王‘岁赐补贴’；同时，将中小部落的部民‘编入元廷户籍’，由中央保护其草场使用权。”帖木儿（忠顺领主）虽赞同，却有疑虑：“量天尺是汉地的东西，咱们草原人不会用，万一汉官‘故意量少咱们的牧地’怎么办？”李衡回应：“量天尺会‘刻草原纹饰与蒙古文刻度’，丈量时‘汉官与草原吏员各持一半，共同计数’，确保公平；且限额内的牧地，仍由诸王自主管理，元廷不干涉日常放牧。”
巴图额尔敦（鹰派）见脱脱仍不服软，起身道：“若诸王拒不接受‘限牧’，便派虎卫北上，用虎蹲炮轰他们的马群，看他们还敢不敢抗命！”博尔术（鸽派）立刻反对：“不可！草原部落本就‘重武力，轻文治’，若一上来就用武力，会让其他诸王‘误以为元廷要灭草原部落’，反而会‘联合反叛’，到时候战乱一开，流民更多，更难收拾。臣建议，先派使者赴诸王营地‘宣诏劝谕’，给他们‘十日考虑期’，若仍抗命，再用武力不迟。”那拉珠尔（军方统领）沉吟道：“博尔术老卒说得对，武力是‘最后手段’，咱们需先‘示恩’，再‘立威’，让诸王知‘元廷有容人之量，也有镇叛之力’。”
别里古台（中立领主）见各方争执，终于开口：“将军，诸王超限不对，元廷管控也需‘顾及诸王利益’。咱们草原领主，靠马群生存，若元廷收编超限马群，却不给‘足够补贴’，咱们的部民也会饿肚子。臣恳请将军，‘限额’可以，但‘补贴’要足，且‘收编的马群’若用于军牧，可让诸王‘派部民参与饲养’，赚些粮饷，这样诸王与部民都能接受。”萧虎点头：“别里古台领主说得有理，管控不是‘掠夺’，是‘有序分配’，元廷会‘按收编马群的数量，给诸王‘每匹马每年五斗青稞’的补贴’，收编的军牧，也会‘优先雇佣诸王的部民’，确保大家都有活路。”这番承诺，让别里古台松了口气。
萧虎见矛盾逐渐清晰，总结道：“今日议事的焦点，不是‘管不管’，而是‘怎么管’——元廷既要‘维护中央权威，防止割据’，也要‘尊重草原传统，保障诸王与部民利益’。我的定调是：一、用‘虎形量天尺’丈量牧地，给诸王定‘一万匹’限额，超限部分收编为军牧，给补贴；二、中小部落的草场由中央保护，部民编入户籍，免三年赋税；三、先派使者劝谕，再派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丈量，若抗命，虎卫待命；四、收编的军牧，优先雇佣诸王部民，实现‘管控与利益共享’。”这番定调，既“坚持了中央管控的底线”，又“兼顾了草原各方利益”，化解了当前的矛盾焦点，参会者均无异议。
萧虎在议事中的“统御智慧”，远不止“定调政策”——他通过“情报呈现时的沉默观察、矛盾焦点时的适时定调、对不同势力的恩威并施”，既“测试了核心团队的能力”，又“平衡了汉官与草原势力的关系”，更“为后续‘削藩’埋下伏笔”。这场看似“公开议事”，实则是萧虎“权谋布局”的关键一步。
刘七、哈剌呈现情报时，萧虎始终“沉默”，仅用“眼神示意”让各方发言——他想观察“耶律楚材是否能精准反驳脱脱的‘草原传统’说辞”（结果耶律楚材引成吉思汗旧制，有理有据）；想看看“那拉珠尔是否能平衡军方的鹰鸽两派”（结果那拉珠尔采纳博尔术的“先礼后兵”，显露出“沉稳的统帅素质”）；想知晓“李衡是否能化解草原代表对汉官的疑虑”（结果李衡提出“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丈量”，显露出“实务能力”）。这些观察，让萧虎对“核心团队的能力”有了更清晰的判断，也为后续“分工部署”提供了依据。
面对脱脱的傲慢，萧虎并未“当场发怒”，而是“先让证据说话，再给出‘活路’”——证据让脱脱“无言以对”，彻底失去“反驳的底气”；随后萧虎承诺“收编马群给补贴、雇佣部民”，是“示恩”；同时暗示“虎卫待命”，是“立威”。这种“恩威并施”，让脱脱“既恐惧又感激”，也让他“不敢再替阿里不哥嚣张”。萧虎在脱脱离殿时，特意叮嘱：“你回去告诉阿里不哥，元廷念及‘草原同族’，给了他‘改过的机会’，若他不识好歹，后果自负。”脱脱躬身应诺，离去时的傲慢已荡然无存。
汉官主张“汉法治草原”，草原代表担心“汉官夺权”，萧虎通过“三点平衡”化解：一是“量天尺融合汉地与草原元素”（刻蒙古文刻度与纹饰），让草原势力“有认同感”；二是“丈量时汉官与草原吏员协同”，避免“汉官独断”；三是“收编军牧优先雇佣草原部民”，让草原势力“获实际利益”。这种平衡，既“推行了汉地的管控手段”，又“未伤害草原势力的利益”，让汉官与草原代表“都能接受”。耶律楚材私下对萧虎道：“将军这步‘平衡棋’，既推进了治世，又避免了‘汉与草原的对立’，高明。”
萧虎深知，自己百年后（历史合理推演），需“那拉珠尔继承权位”，此次议事，他多次“让那拉珠尔主导军方讨论”，如“让那拉珠尔定‘先礼后兵’的军事策略”，让那拉珠尔“宣布虎卫的待命部署”；还让那拉珠尔“回应草原代表的疑虑”，如“别里古台担心补贴不足时，萧虎让那拉珠尔‘承诺从北境粮储中优先调拨补贴’”。这些安排，让那拉珠尔“在汉官与草原代表面前树立了‘沉稳、有担当’的形象”，也让“军方更认同那拉珠尔的领导”，为后续“权力传承”奠定基础。
萧虎推动“草场管控”，深层目的是“借‘限牧编户’，将中央权力‘渗透到草原部落’”——通过“量天尺丈量”，元廷可“摸清草原所有牧地的具体情况”；通过“部民编入户籍”，元廷可“直接管控草原人口”；通过“收编军牧”，元廷可“掌控草原的核心资源（马群）”。这些措施，看似“解决草场危机”，实则是“削弱诸王的‘财权、地权、人权’”，为后续“彻底削藩”铺路。耶律楚材看穿了萧虎的意图，却未点破，只是在会后道：“草场管控若能落地，元代的中央集权，将再无‘草原割据’之患。”
议事过半，萧虎结合“情报、各方立场、权谋考量”，逐步勾勒出“蒙古故地草场管控的政策雏形”——核心是“限牧定额、量器丈量、部民编户、利益补贴”四步，既“吸收汉地的管控经验”，又“保留草原的传统习俗”，形成“元廷特色的草原治世框架”。这一框架，不仅“针对性解决当前草场危机”，更“为后续草原治理提供了长期方案”。
政策明确“蒙古故地所有诸王，牧群上限为‘一万匹’”，这一限额的设定，既“参考了至元四十五年江南统一后的‘军牧需求’（元廷需大量战马用于边防）”，又“兼顾了诸王的‘基本利益’（一万匹马可满足诸王部民的日常需求与少量贸易）”。萧虎解释：“定‘一万匹’，不是‘刻意压制诸王’，而是‘按草原的牧草承载力计算’——蒙古故地的草场，若诸王均按此限额放牧，中小部落的草场可保，部民不会逃荒，草原也能‘永续发展’。”同时规定，“限额内的牧群，诸王可自主管理，元廷不干涉；超限部分，若主动交予元廷收编，可获‘每匹马每年五斗青稞’的补贴；若拒不交予，虎卫将‘强制收编，且无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