却说益州，自桓温执掌朝政以来，便成了这位权臣三次北伐的基石与血库。旌旗所指，非为恢复中原之社稷，实乃累积其登临九五之阶的资本。千里之外的建康城阙，回荡着北伐的慷慨檄文，而益州的青山绿水间，浸透的却是民夫的血泪与田野的哀鸣。
成都刺史府衙内，烛火摇曳，映照着仓曹参军紧锁的眉头。他面前摊开的竹简上，密密麻麻记录着冷硬的数字：
“第三次北伐征发民夫三万，归者不足七千。途中病溺、逃亡、被掠者，计一万三千余。直接战殁、病亡于军伍者，约五千……”
他低声喃喃，声音沙哑，仿佛每个数字都带着重量，压得他喘不过气。这还仅仅是最近一次。三次北伐叠加，益州付出的，是近六万条鲜活的生命。他们曾是田间挥汗的农夫，是坊市穿梭的工匠，是某个女子的丈夫，某个孩童的父亲。如今，他们化作了北伐功劳簿上模糊的背景，化作了益州城乡随处可见的缟素与荒芜。
参军推开窗，夜色下的成都，不复往日繁华。远处隐约传来妇孺的哭声，那是又一个家庭接到了亲人殒命的噩耗。他想起白日里巡视乡野所见：昔日良田，蒿草过人；废弃的村落，断壁残垣间，唯有野狐出没。都江堰的渠首，虽依稀可见当年李冰父子的伟绩，但水道上淤泥堆积，竹笼破损，灌溉之利，十不存五。官仓虽因严苛“劝课”尚有些许存粮，但民间早已是“家无三日之储”。《华阳国志》中那句被上司整日挂在嘴边的“劝课农桑”，此刻听来，是何等的讽刺与无奈。这非是鼓励，而是竭泽而渔的鞭笞。
蜀锦的织机声，也稀疏了许多。锦官城昔日“伎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的盛景不再。熟练的工匠或被征去打造军械，或死于徭役，或举家南逃。桑园荒废，蚕事凋零，连供应宫廷的份额都难以凑齐。市场萧条，通往荆湘的商路时断时续，那些曾经价值千金的美丽丝绸，如今大多积压在库，蒙上了厚厚的尘埃。
人口，不仅仅是数字。是田间劳作的脊梁，是织机前灵巧的双手，是传承学问与技艺的薪火。如今，青壮男子十去六七，村落里多见妇孺老弱，男女之比例严重失衡，婚嫁几绝。知识的灯火也在风中飘摇，官学早已停办多时，偶有耆宿聚徒讲学，门下亦多是寥落。战乱与徭役，带走的不只是生命，更是这片土地积攒了数百年的元气与文脉。
与益州核心地带的凋敝形成对比的，是北境连绵的群山之中，一丝微弱的生机正在艰难维系。
氐族首领符健，自那年被神秘高人吴笛释放并晓以利害后，便带领着一部分愿意遵循“和睦”之道的族人，迁居于此。他们倚靠险峻山势，结寨而居，开垦着贫瘠的坡地，狩猎采集，勉强度日。
生活依旧艰难，山外的动荡时时常来冲击。桓温的征粮队也曾到过山脚，但面对崎岖的山路和氐人依仗地利摆出的戒备姿态，往往也只能悻悻而归。符健牢记吴笛的告诫，严格约束部下，绝不主动下山劫掠汉民，甚至偶尔会用山中的药材、皮货，与周边胆大的汉人村民进行些微小的、静默的物物交换。
夜深人静时，符健会抚摸着一把吴笛留下的、刻着奇异纹路的青铜短剑，回想起那位恩人深邃的目光和话语：“杀戮与掠夺是回旋镖，一味杀戮汉人觉醒反抗终究回旋伤了自己。为了免于灭族与汉人和睦，学习他们的长处，方能寻得族群存续之根。”他望着山下那片同样在苦难中挣扎的益州平原，心中复杂。他同情那些汉人百姓的遭遇，也更加坚定了带领族人走这条艰难却充满希望之路的决心。他的部落，像乱世中的一叶孤舟，小心地规避着风浪，等待着或许存在的彼岸。
就在益州沉溺于绝望的深渊时，关于南面荆州的消息，如同穿透厚重乌云的阳光，一点点渗了进来。
最初是商旅间隐秘的流传，然后是逃荒过去的百姓托人带回的口信，最后，甚至连官道上往来的、面色灰败的驿卒，都在私下交头接耳。
消息的核心，是两个人名：王猛，祖逖。
传闻说，他们在荆州、襄阳之地，施行了如同上古圣王般的治政。那里没有无休止的征发，没有苛捐杂税。官府组织流民开垦荒地，分发农具种子，人人都能有地种，秋收之后，家有余粮。工匠们被组织起来，进入官营的作坊，不但衣食无忧，技艺精湛者还能获得奖赏。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那里的孩童，无论贫富，竟然都能进入乡塾，免费读书识字！还有那传说中的“免费医疗”，官立医馆收纳病患，施药诊治，分文不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