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伏尔加河裹挟着枯叶来到喀山城，这便是这座城进入深秋的标志。十月革命广场上，列宁雕像的基座爬满了暗绿的苔藓，铜像的脸颊被酸雨蚀出斑驳泪痕。伊万·彼得罗维奇·斯米尔诺夫裹紧他那件肘部磨出毛边的旧大衣，踩着结霜的鹅卵石路走向财政局大楼——那栋新古典主义风格的灰石建筑，这曾经是沙皇时代的大商行，如今外墙剥落的灰泥如同溃烂的皮肤。他呼出的白气在冷空气中凝成细小的冰晶，每一步都踏碎脚下薄脆的冰壳，发出令人牙酸的碎裂声。这声音让他想起昨天在“红十月”钢铁厂门口看到的景象：工人们排着长队领救济面包，面包车刚停稳，人群就如饿狼般扑上去，一个穿褪色工装裤的老头被挤倒，脸磕在冻硬的地上，血混着泥浆流进石缝——而旁边财政局的镀金招牌在阴云下依旧锃亮，像一记无声的耳光。
伊万在财政局三楼的办公室工作，职位是“预算协调员”，一个在罗刹国经济寒冬里显得格外荒谬的头衔。他的隔间狭小得转身都困难，堆满泛黄的文件夹，桌角还摆着妻子柳芭用碎布缝的向日葵布偶——去年女儿索菲亚上大学时留下的。窗外，喀山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刺向铅灰色天空，尖顶上的红星锈迹斑斑，仿佛随时会坠落。整个城市弥漫着一种被遗弃的窒息感：下诺夫哥罗德的汽车厂倒闭了，叶卡捷琳堡的矿山停了工，连远东符拉迪沃斯托克的造船厂都传出裁员消息。昨天，伊万在电车上听见两个穿破旧皮夹克的工人争吵，一个说：“大众在德国关了三座工厂，几万人喝西北风，咱们这儿呢？钢铁厂直接打七折工资，连口粮都保不住！”另一个啐了一口：“你算好的！新西伯利亚的纺织女工，上个月领了三个月的欠薪，结果物价涨得比兔子还快——十年前存的十万卢布，现在买袋面粉都哆嗦！”
伊万推开门，财政局办公室的暖气开得过足，劣质烟草和汗味混在一起。同事们围着德米特里·谢尔盖耶维奇·伊万诺夫——这个姓氏巧合的胖子正唾沫横飞地拍着桌子：“……所以我说，公务员的工资绝不能降！谁说的？无脑！还是别有用心！”他肥厚的手掌拍得桌上的搪瓷茶缸叮当乱响，缸里漂浮的茶梗像垂死的水草，“我们可是国家的脊梁！要是公务员队伍动摇了，整个罗刹国就散架了！”
伊万默默坐到自己位置，假装整理文件。脊梁？他想起昨夜柳芭在厨房的啜泣。她刚接到银行电话：房贷利率又涨了，下月起每月多还五千卢布。而索菲亚从下诺夫哥罗德寄来的信里夹着一张皱巴巴的纸条：“爸爸，同学说今年毕业生超一千万，连扫大街的岗位都挤破头……”他摸出钱包，里面仅剩的两张百元卢布纸币边缘已磨得发毛——这钱能买两公斤土豆，还是发芽的那种。德米特里还在吼：“普通打工人？他们活该被区别对待！谁让他们没考进公务员系统？现在财政紧张？可财政的钱是纳税人的血汗！——等等，纳税人是谁？不就是我们这些公务员？！”办公室爆发出哄笑，像一群饿极的乌鸦在啄食腐肉。
伊万胃里一阵翻滚。他想起布尔加科夫笔下的莫斯科魔鬼：荒诞总披着理性的外衣。但此刻，荒诞正从德米特里的肥嘴里喷涌而出，带着隔夜伏特加的酸臭。他低头看自己的工资单——这个月又是两万八千卢布，分文不少。而街对面“红星”面包店的黑麦面包，价格标签从“35”改成了“52”。他忽然注意到，德米特里的工资单被茶水浸湿了，数字模糊成一团墨渍。胖子却毫不在意地揉成团扔进废纸篓：“破纸片！反正下月还是这个数，财政拨款，铁打的！”
那天深夜，伊万被一阵刮擦声惊醒。柳芭在隔壁房间咳嗽，索菲亚的旧房间空着，像张开的黑洞。刮擦声来自书房——他总在那儿核对家庭账本。他摸黑过去，月光透过结霜的窗户，在地板上投下扭曲的栅栏影子。书桌上，他的工资单静静躺着，墨迹未干。可他明明记得睡前已锁进抽屉。更诡异的是，单子右下角多了一行小字，用褪色的蓝墨水写成，字迹如蛛网般纤细颤抖：
“降薪者，永堕伏尔加河底。”
伊万猛地后退，撞翻了椅子。月光下，他看见一个影子从文件柜后缓缓浮现。那人穿着二十年前的深绿制服，肩章锈成暗褐色，脸像融化的蜡——半边是活人的肉色，半边是河泥覆盖的青灰。空洞的眼窝里没有眼球，只有两点幽绿的磷火，像伏尔加河深夜的渔火。幽灵的嘴唇开合，没有声音，但伊万脑中直接炸开嘶哑的俄语：
“你……看见了……日丹诺夫……”
伊万跌跌撞撞逃回卧室，用身体死死抵住门。柳芭在睡梦中翻了个身，喃喃着“面包……索菲亚……”。他浑身发抖，想起财政局档案里的旧闻：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日丹诺夫，1998年金融危机时的财政副部长，因坚持“公务员薪资神圣不可侵犯”被罢免，次日从喀山伏尔加河大桥跳下。报纸只潦草登了句“意外落水”。
第二天，财政局办公室弥漫着诡异的沉默。德米特里没来上班。伊万从茶水间偷听到消息：胖子昨晚回家路上滑倒在结冰的台阶，摔断了三根肋骨。“真倒霉，”一个女同事压低声音，“听说他偷偷和领导提过——现在经济这么糟，公务员绩效该砍一砍……”她做了个抹脖子的动作。伊万的心沉下去。他鬼使神差地溜进德米特里的办公室。桌上摊着未写完的报告，墨水瓶打翻了，洇湿的纸页上赫然印着那行幽绿小字：
“降薪者，永堕伏尔加河底。”
而德米特里抽屉里的私人账本摊开着：上月工资两万八，但“红星”面包店的赊账条竟有十七张，最新一张写着“欠款：3120卢布”。伊万突然明白了——公务员的工资单是铁打的，可面包不会因此变便宜。当整个国家在通胀的冰面上滑向深渊，只有公务员的脚底被钉住了钉子。
当晚，伊万在伏尔加河畔的旧书摊淘到一本1998年的《喀山晚报》合订本。泛黄的纸页间，日丹诺夫的照片像块发霉的奶酪：瘦削的脸，镜片后是狂热的眼神。报道标题触目惊心：《日丹诺夫宣言：公务员薪资乃国本，降薪即叛国！》。内文引述他的话：“普通民众收入波动属市场调节，但公务员代表国家尊严！财政拨款即人民血汗——而人民是谁？正是我们公务员！”伊万合上报纸时，指尖沾了层灰绿色的霉斑。他抬头，暮色中的伏尔加河上，一个穿绿制服的身影正站在桥栏上，朝他缓缓招手。
财政局的诡异开始蔓延。伊万发现，公务员的工资单有了“生命”：被撕碎会自动拼合；被火烧焦的边角会蠕动复原；甚至有人试图用碎纸机销毁旧单，结果机器吐出的纸屑拼成完整的数字。更可怕的是“隔离区”的出现——以财政局为中心，半径五百米内物价冻结在三年前：面包35卢布，牛奶28卢布。但跨出这个圈，价格立刻翻倍。市民们像朝圣般挤在边界线排队，财政局围墙外堆满烂菜叶和哭闹的孩子。一个穿破大衣的老妇人攥着空粮袋对伊万哭喊：“同志！我孙子高烧三天了，可医院说药价涨了五倍……你们公务员能买便宜药，行行好分我一粒吧！”伊万想递出自己配额内的退烧药，却被同事一把拉回：“别犯傻！日丹诺夫的诅咒会传染！”
他开始失眠。每夜，日丹诺夫的幽灵准时现身。它不再无声，而是用伏尔加河底的淤泥声絮叨：“……财政拨款……纳税人的血汗……纳税人是谁？是我们！……共同富裕？哈！先富带后富？后富的该给先富的交税！……”幽灵的绿火眼窝里，映出喀山城的幻象：公务员区灯火通明，孩子们在结冰的广场滑冰；而区外，失业工人点燃轮胎取暖，火光中他们的影子扭曲如鬼魅。伊万在幻象里看见索菲亚——女儿站在下诺夫哥罗德大学废弃的校门口，手里攥着无人问津的简历，雪花落在她单薄的肩膀上。他想冲过去，却被幽灵冰冷的手按住肩膀：“看清楚！特权即秩序！降薪？等于推倒多米诺骨牌！”
一天，财政局召开紧急会议。局长瓦西里·米哈伊洛维奇——一个像枯树桩般干瘦的老头——颤巍巍地宣布：“同志们，中央指示……考虑经济形势……公务员绩效工资……暂扣20%。”话音未落，办公室的吊灯突然爆裂！玻璃碎片如冰雹砸下，人群尖叫躲避。伊万抬头，日丹诺夫的幽灵悬浮在灯架上，绿火眼窝死死盯着局长。瓦西里脸色惨白，嘴唇哆嗦着改口：“……但！基础工资绝对不动！财政拨款神圣不可侵犯！”幽灵满意地点头，身影淡去。散会后，伊万在洗手间撞见瓦西里正对着镜子呕吐，镜中映出他西装内袋露出的账单一角：私立医院，治疗费——127,000卢布。老头抹着嘴苦笑：“我老伴癌症……可绩效一扣，连止痛药都买不起了。讽刺啊，伊万……我们守护的‘铁饭碗’，盛的全是毒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