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五月至十二月，攻关。
陈思华把家搬到了实验室。他每天只睡三个小时，醒来就扑在显微镜前，盯着那些比头发丝还细的电路。林永铭从台湾带来的团队，和兰芳本土的工程师们，日夜不停地测试、失败、再测试、再失败。
最难的，是光刻机。
兰芳半导体的光刻机是从荷兰ASML进口的，核心部件来自美国。一旦美国制裁，这些机器将无法维护，无法升级，最终变成一堆废铁。
“我们自己造。”陈启在攻关动员会上说。
工程师们面面相觑。ASML的光刻机，集成了全球五千多家供应商的技术，是人类工业文明的巅峰。兰芳一个小国，凭什么自己造？
陈启没有解释。他只是说：“给你们三年时间。”
七月，转机。
一个叫山田一郎的日本老人出现在兰花科技园。他六十八岁，头发花白，背微微驼着，但眼神锐利如鹰。退休前，他是尼康公司的首席光学工程师，参与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日本光刻机的研发。
日本光刻机曾经统治世界，后来被荷兰ASML超越。山田一郎退休后，一直在家乡的小镇上养花种草，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了。
兰芳的猎头找到他时，他拒绝了三次。
第四次，猎头说了一句：“山田先生，您不想让日本光刻机，重新站起来吗？”
山田一郎沉默了很久。然后他收拾行李，飞到了兰芳。
陈思华亲自到机场接他。两人在车上谈了一路。
“山田先生，我们需要您。”
山田一郎看着窗外飞速掠过的雨林，说了一句让陈思华终生难忘的话：
“我在尼康干了四十年，看着日本光刻机从无到有，从弱到强，又从强到弱。ASML打败了我们，不是因为他们更聪明，是因为他们有钱、有人、有市场。现在，你们兰芳有了一个机会。”
他转过头，看着陈思华：
“三十年后的光刻机市场，不会是荷兰人说了算。也不会是日本人说了算。是谁说了算，就看今天谁在努力。”
九月，兰花科技园，光学实验室。
山田一郎带着二十名兰芳工程师，开始攻关光刻机的核心技术——光源系统。这是光刻机的心脏，也是最难攻克的部分。
前三个月，全部失败。第四个月，第一次成功点亮光源，但功率不足。第五个月，功率达标，但稳定性不够。第六个月，稳定性和功率都达标，但寿命只有一百小时——ASML的光刻机光源寿命是一万小时。
山田一郎没有气馁。他在尼康干了四十年，知道这种攻关需要耐心。
“陈桑，”他对陈思华说，“光刻机不是造出来的，是磨出来的。每一代光刻机，都要磨十年。”
陈思华苦笑：“我们没有十年。美国人随时可能断供。”
山田一郎沉默了片刻：“那就五年。五年内，我给你们一台能用的光刻机。”
二〇〇三年八月，兰花科技园，芯片设计中心。
陈思华盯着屏幕上那密密麻麻的电路图，已经看了整整六个小时。这是兰芯一号的第三次流片——前两次都失败了。第一次是因为一个时序问题，芯片在某些频率下会随机崩溃。第二次是因为功耗超标，设计目标是五瓦，实际跑起来要十五瓦，芯片热得能煎鸡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