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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合上文件：“做空。但不是现在。等反弹到高点再进场。五六月的时候，市场会有一波反弹，很多人会以为牛市回来了。那是我们最好的入场时机。”
“目标呢？”
“标普五百看跌期权，十倍杠杆。总仓位两百亿美元。”
周明远的手微微颤了一下。两百亿美元，相当于兰芳外汇储备的三分之一。十倍杠杆，意味着两千亿美元的名义本金。
如果判断错了，这些钱会在一夜之间蒸发。
“总理事，”他小心翼翼地问，“您有多大把握？”
陈启沉默了片刻。
“不是把握的问题，”他说，“是必须做的问题。兰芳要发展半导体、搞芯片、建军工，哪一样不要钱？这些钱从哪来？从税收来？从印钞票来？”
他站起身，走到窗前。
“明远，你知道美国为什么能称霸世界吗？不是因为它的军队，不是因为它的科技，是因为它的金融市场。全世界的钱都往美国跑，美国用这些钱养军队、搞研发、收买盟友。等危机来了，它还能印钞票让全世界买单。”
他转过身，直视周明远的眼睛：
“我们要想不被收割，就得学会收割别人。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生存问题。”
周明远沉默了很久，然后重重点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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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一年五月，纽约。
美股果然反弹了。标普五百从三月的低点一千一百点，涨到五月的一千三百点。纳斯达克从一千六百点涨到两千二百点。市场一片欢腾，分析师们纷纷调高评级，说“最坏的时候已经过去”。
陈嘉文坐在曼哈顿的办公室里，面前的屏幕上跳动着红红绿绿的数字。他已经五十三岁了，头发花白，但眼神依然锐利。三十年前，他从香港带着一百二十名交易员来到纽约，为兰芳资本打天下。三十年后，他已经是华尔街的传奇。
“陈先生，”助手进来报告，“头寸全部建好了。标普五百看跌期权，行权价一千一百点，十二月到期。总仓位两百二十亿，十倍杠杆。”
陈嘉文点点头。他没有问为什么要在市场反弹的时候做空，也没有问总理事凭什么这么确定。他只知道一件事：陈启说跌，那就一定会跌。
“分批进场，”他说，“别让任何人察觉。每天进一点，分散到一百个账户里。两个月内建完。”
助手应声离开。
陈嘉文望着窗外曼哈顿的天际线。世贸中心的双子塔在阳光下闪闪发光，那是纽约的象征，也是美国的象征。三十年前他第一次来纽约时，就站在那两栋楼
他永远不会知道，几个月后，那两栋楼会变成废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