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关闭浏览器的阅读/畅读/小说模式并且关闭广告屏蔽过滤功能，避免出现内容无法显示或者段落错乱。
雅加达的夜景和兰芳市不同。兰芳市的灯火是整齐的、规划的、有秩序的——像棋盘一样方方正正，每一条街道、每一个街区都清晰可辨。而雅加达的灯火是混乱的、喧嚣的、野蛮生长的——像一片被风吹散的蒲公英种子，落在哪里就在哪里生根发芽，密密麻麻地挤在一起，分不清哪里是富人区哪里是贫民窟。
但不管怎样，那些灯火都是亮的。
三十年前，这里还是一片荒地。邦加岛上只有几万逃难的华人，挤在临时搭建的棚屋里，靠吃救济粮过日子。没有人相信他们能建立一个国家，没有人相信他们能生存下去，更没有人相信他们有朝一日能打回雅加达。
可现在，他们做到了。
远处，爪哇岛的方向，也有星星点点的灯火亮了起来。那是兰芳的新领土——苏拉威西、马鲁古、西巴布亚——正在从战争的创伤中慢慢恢复。那些灯火像夜空中的星星，一颗一颗地亮起来，每一颗都代表着一个重新开始的故事。
周文泰站在他身后。
这个跟了他三十年的男人，头发已经花白了，脸上也爬满了皱纹。但他的腰板依然挺得笔直，声音依然洪亮，眼睛依然明亮——那是三十年的风霜雨雪都磨不掉的精气神。
他翻开手里的文件夹，轻声汇报今年的成绩单：
“统一战争：历时三十一天，全歼印尼军队主力，占领爪哇岛全境。兰芳领土扩大一倍，人口增加一亿两千万。我方伤亡：阵亡一百四十七人，负伤六百二十三人。敌方伤亡：阵亡三千八百余人，被俘一万两千余人。”
“经济数据：GDP五百六十亿美元，人均一千四百美元，外汇储备七百二十亿美元。粮食自给率百分之三百一十，工业产值增长百分之五十七，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增长百分之一百二十。”
“社会数据：全国识字率百分之九十三，人均预期寿命六十八岁，婴儿死亡率千分之十八。新建学校四百二十所，新建医院一百三十八所，新建道路三千六百公里。”
他合上文件夹，沉默了一下，然后补了一句：“总理事，爪哇岛上已经有一百二十万华人登记了兰芳国籍。还有更多的人在排队。他们说——等了这么多年，终于有人来认我们了。”
陈启静静听着，没有插话。
山下的灯火在他眼中闪烁，像一面镜子，映出他心底的波澜。三十年了，从那个在邦加岛上啃干粮的年轻人，到这个站在雅加达最高处俯瞰天下的老人，他走过的每一步路，都刻在这片土地上。
汇报完毕，周文泰犹豫了一下，问：
“总理事，明年有什么计划？”
陈启望着远处那片璀璨的灯火，沉默了很久。
远处有新年的钟声传来。山下，市民们开始欢呼，有人放起了烟花。一朵朵烟花在夜空中绽放，红的、绿的、紫的、金的，把整个天空染成了一幅流动的油画。
“明年，”他终于开口，声音很轻，但很坚定，“让爪哇岛上的每一个华人，都能在兰芳的国旗下，过上一个不用害怕的新年。”
周文泰的眼眶红了。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却发现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他只能重重地点了点头。
陈启转过身，走下天台。
苏颜在山脚等他。她穿着一件厚实的羊毛大衣，围着一条红色的围巾——那是陈启去年送她的生日礼物。她已经不年轻了，眼角有了皱纹，鬓边也有了白发，但她的笑容依然温暖，像三十年前那个在码头上等他回来的姑娘。
身边站着已经三十五岁的陈安和三十一岁的昭月。
陈安比父亲高了半个头，宽肩窄腰，像一棵挺拔的白杨树。他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手里拿着一个文件夹——里面装着他花了三年时间拍摄的电影《兰芳》的剧本。他看起来有些紧张，像一个小学生等着老师批改作业。
“爸爸，”他说，声音有些沙哑，“我把这三十年的故事，拍成了一部电影。剧本写了十四稿，剪了一年半，配乐换了三个作曲家。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有没有把您想说的东西拍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