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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邦的眼眶红了。
他想起三十年前，自己在爪哇岛看到的那些饿死的华人——不是因为战争，不是因为天灾，只是因为没地、没粮、没人把他们当人。
现在，有人告诉他：九亿美元，投下去，让兰芳人永远不再饿肚子。
“总理事，”他的声音哽咽，“我这条老命，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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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至四月，沼泽开垦工程全面启动。
东加里曼丹的马哈坎三角洲，一夜之间变成了全世界最大的工地。五千台推土机、三千台挖掘机、两千台卡车同时作业，日夜不停。
林文正从机械厂调来最得力的工程师，专门负责设备维护。每天都有几十台机器出故障，每天都有几十台机器修好重新投入战斗。维修站的灯光彻夜不熄，工人们三班倒，困了就在机器旁边打个盹，醒了继续干。
最难的是排水。沼泽地里全是水，挖出来的沟渠很快又被水淹没。李振邦带着农业组的年轻人，没日没夜地测量水位、计算坡度、调整方案。有一次，他踩空掉进两米深的沟里，被人救上来时浑身湿透，却还在喊：“数据记下来没有？那个坡度的排水速度是多少？”
到四月底，第一条主排水渠完工。全长四十七公里，宽二十米，深五米，像一条巨大的血管，将沼泽里的积水引向大海。
当最后一台水泵停止运转时，工人们站在渠边，看着水位一点点下降，露出闻了闻。
“没有臭味了！”他喊道。
更多的人跳下去，捧起泥土，闻着，笑着，有人跪在地上放声大哭。
李振邦站在渠边，没有下去。他只是望着那片正在苏醒的土地，喃喃自语：
“三十年……我等了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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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第一批水稻插秧。
改良过的沼泽地，土壤松软肥沃，插下去的秧苗当天就挺直了腰。李振邦亲自带着农业技术员，一块田一块田地指导：株距多少，行距多少，水深多少，施肥几次。
那些从爪哇、苏门答腊、加里曼丹各地逃难来的农民，蹲在自己的田埂上，看着那些绿油油的秧苗，像看自己的孩子。
有个从泗水来的老农，叫陈阿土，六十八岁了，种了一辈子地。他蹲在田埂上，用手轻轻抚摸着秧苗的叶子，喃喃自语：
“我十五岁开始种地，种了五十三年。爪哇的地，瘦得像石头，一亩只能打两百斤。泗水的地，肥一点，一亩能打三百斤。后来逃到兰芳，以为这辈子再也没地种了。”
他抬起头，望着远处正在作业的推土机，眼眶湿润：
“现在我有十亩地。全是新开的，全是肥得流油的黑土地。一亩能打多少？李教授说，八百斤。八百斤啊……我种了一辈子地，没见过八百斤的田。”
他站起身，对着那些秧苗，深深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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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第一批化肥厂投产。
选址在东加省炼油厂旁边，用炼油产生的石脑油做原料，生产尿素和复合肥。设备从日本进口，年产能三十万吨，是东南亚最大的化肥厂之一。
投产那天，李振邦亲自按下启动按钮。当第一批白色颗粒从传送带上滚落时，他捧起一把，凑到鼻子前闻了闻。
“就是这个味道。”他喃喃自语，“三十年前，我在国际水稻研究所闻过这个味道。那时候我就想，什么时候中国农民能用上自己产的化肥？后来想，什么时候华人农民能用上？现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