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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启坐在主席台上，看着台下黑压压的人群。
这些人，三年前还在四处逃难，有的躲在渔船底舱，有的藏在雨林深处，有的被关在印尼人的集中营里。现在他们坐在这里，讨论怎么建设自己的国家。
周文泰递上第一项议程：财政预算。
各省报上来的数字加在一起，支出是一千二百万美元，收入只有七百万——缺口五百万。
会场炸了。
“钱从哪里来？”
“税收不能加，老百姓刚喘过气。”
“要不中央多拨点？”
“中央也没钱！”
吵了半个小时，一个穿老旧西装的中年人站起来。
他叫陈嘉华，原新加坡华侨银行副行长，三年前因得罪李光耀政府被迫出走，现在是兰芳中央银行的筹备负责人。
“各位，”他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安静下来，“你们知道兰芳过去一年最大的出口是什么吗？”
没人回答。
“是橡胶、锡矿、大米、木薯干。加在一起，创汇一千三百万美元。减去进口的机器、药品、钢材，净结余四百万。”
他顿了顿：“但这四百万，没有一分钱进了中央财政。全被各省截留了。”
会场再次炸开。
“那本来就是我们的！”
“中央凭什么拿走？”
“我们省自己赚的钱自己花，天经地义！”
陈嘉华等他们吵完，才不紧不慢地说：
“如果各省都自己赚自己花，那中央拿什么修公路？拿什么建学校？拿什么养军队？等印尼人再打过来，各省自己掏钱买飞机大炮吗？”
沉默。
陈启终于开口：
“我有一个方案。各省上缴百分之三十的财政收入给中央，中央用这笔钱统一搞基础设施、国防、外交。剩下的百分之七十，各省自己支配。三年后重新调整比例。”
又是一阵争吵。
最后，在阿邦酋长的带头下，各省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阿邦酋长签字时嘟囔着：“百分之三十就百分之三十，总比被雅加达抢走百分之百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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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月，第一所省立大学在兰芳市奠基。
校名定为“兰芳大学”，首任校长是苏承业——尽管他推辞再三，说自己“只会教小学”。但陈启说，大学校长不一定要懂大学，只要懂教育就行。
苏承业只好硬着头皮上任。
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从三十万移民里搜罗有大学经历的人。最后找到三十七人：有教物理的、教化学的、教数学的、教历史的、教文学的。专业五花八门，但有一个共同点——都是被排挤、被迫害、被驱逐的华人学者。
苏承业对他们说：“各位，你们前半辈子被人赶来赶去。现在，没人赶你们了。这里有一块空地，你们要什么专业，就建什么专业；要什么设备，就买什么设备；要什么学生，就招什么学生。从零开始，自己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