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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两边的人第一次坐在一起，吃了一顿饭。
饭是华人煮的，菜是达雅人打的野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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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十日，兰芳市奠基。
选址在东加省三马林达以东三十公里的一片丘陵地带。这里地势开阔，背山面海，有一条可以通航的河流经过，未来可以建成深水港。
陈启亲自为奠基碑揭幕。
那是一块巨大的花岗岩，正面刻着四个大字：
“兰芳之都”
背面刻着一行小字：
“1973年5月10日立。愿此城永为和平之地、自由之地、万家灯火之地。”
奠基仪式很简单，没有官员剪彩，没有礼炮齐鸣。只有几千名工人和家属围在周围，看着那块石头被缓缓立起。
人群中，有个抱着孩子的年轻母亲。她是两年前从雅加达逃难来的，丈夫死在海上，她一个人带着孩子活了下来。
孩子问：“妈妈，那个石头是干什么的？”
母亲说：“那是我们新家的碑。”
孩子又问：“新家叫什么？”
母亲想了想，说：“叫兰芳。”
孩子点点头，嘴里念叨着这个名字，慢慢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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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月至八月，轰轰烈烈的建设运动。
六省、二十七个行政公署、一百多个县，每个地方都要建政府办公楼、学校、诊所、市场。建筑材料紧缺，就从老房子里拆；技术人员不够，就边干边学；资金不足，就全民动员捐款。
东海岸省的华人商会捐了三十万盾，用来修棉兰到日里的公路。亚齐省的亚齐族长老们捐了二十头牛，杀了分给修路的工人。北加省的达雅族村民砍了自家林子里的木材，用独木舟顺着河流运到工地。
林文正的机械厂日夜不停，生产锄头、铁锹、手推车、打桩机。李振邦的农业站紧急培育速生林木，用来做脚手架和模板。黄明慧的医疗队分成十几个小组，轮流到各个工地巡诊，防止疟疾和痢疾暴发。
最忙的是苏承业的教育部。新设的一百多个县，每个县至少需要一所小学，每所小学需要至少两名教师。他从三十万移民里翻来覆去找人，最后凑出三百七十名有教学经验的——还是不够，只能一人教两三个学校，轮流跑。
有个刚从雅加达逃出来的年轻女教师，分到西加省一个偏远的达雅人村庄。村里人第一次见到女老师，围着看稀奇。她教的第一课，是“人、手、足、口、耳、目”。
达雅孩子们跟着念，发音怪里怪气，但认真极了。
下课后，村长对她说：“老师，我们祖祖辈辈没读过书。你是第一个教我们孩子读书的人。”
女教师眼圈红了。
她想起自己在雅加达的学校，被印尼军人一把火烧成灰烬。想起自己逃难时，藏在渔船底舱里，听着头顶上印尼海军巡逻艇的螺旋桨声，以为自己要死了。
现在她站在这里，教达雅孩子念“人手足口耳目”。
活着，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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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第一次省际联席会议。
六省省长、二十七个行政公署长官、一百多个县的县长代表，齐聚兰芳市临时搭建的会议大厅。
这是兰芳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全国性会议。参会者五花八门：有穿西装的前新加坡商人，有穿长袍的达雅族酋长，有穿军装的防卫军军官，有穿旗袍的华校女校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