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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永年亲自登上第一艘潜艇K-87。艇身锈迹斑斑，舱盖打开时涌出一股陈腐的空气，但内部的机器保养良好，苏联人连备用零件都整整齐齐码在货舱里。
他钻进狭窄的指挥舱，手指拂过那些熟悉的仪表盘。二十五年了，他最后一次站在军舰的舰桥上，是1949年的上海。那时他二十六岁，年轻气盛，以为跟着国民党去台湾，很快就能“反攻大陆”。
二十五年后，他站在一艘苏联潜艇里，周围是南中国海的夜色，前方是一个叫兰芳的地方。
“黄司令，”身后传来郑海生的声音，“可以启航了吗？”
黄永年回过神，点了点头。
三艘潜艇关闭所有灯光，仅靠拖船引导，以五节航速缓缓向南潜行。天亮前，它们必须进入鳄鱼湾，趁晨雾掩护潜入洞库。一旦太阳升起，任何一艘被卫星拍到，整个计划就会前功尽弃。
凌晨四时，第一艘潜艇驶入鳄鱼湾入口。
航道比预想的还要狭窄。两侧礁石在黑暗中若隐若现，舵手额头沁出冷汗。黄永年站在一旁，轻声下令：“左舵五……回正……右舵三……慢车进……”
潜艇像一条听话的鱼，在礁石间蜿蜒穿行。
凌晨五时二十分，第一艘潜艇进入洞库。
五时四十五分，第二艘。
六时整，第三艘。
当最后一艘潜艇的艇艉消失在洞库深处时，东方的天际刚刚泛起鱼肚白。
伪装网从悬崖顶部垂落，将三个洞口遮得严严实实。从空中看，那只是一片普通的悬崖，和周围没有任何区别。
郑海生一屁股坐在礁石上，大口喘气。
黄永年走到他身边，难得露出一丝笑意：“郑副司令，从现在起，兰芳有海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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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至九月，训练。
三艘潜艇，每艘需要七十八名官兵。黄永年从防卫军和海岸警卫队中筛选出两百四十名候选者，大多是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只有小学或初中文化，别说潜艇，连大海都是第一次见。
训练从最基础的开始：什么是艇艏、艇艉、左舷、右舷；什么是下潜、上浮、均衡、定深；什么是鱼雷发射管、声呐室、轮机舱、蓄电池组。
黄永年没有教材，就自己手写；没有教具，就在沙滩上画图；没有模拟器，就带着学员钻进停在洞库里的潜艇，一遍遍实地讲解。
第一批学员中，有个十九岁的年轻人叫林海生，是从雅加达逃难来的孤儿。他记忆力惊人，黄永年讲过的任何数据，他都能一字不差复述。三个月后，他被任命为K-87的舵信班长——负责潜艇航行方向的最关键岗位。
林海生第一次独立操艇那天，黄永年站在他身后，一言不发。
潜艇缓缓驶出洞库，在海湾内做下潜上浮训练。林海生额头冒汗，但双手稳如磐石。
训练结束返回洞库时，黄永年拍了他肩膀一下：
“小子，你天生该吃这碗饭。”
林海生咧开嘴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