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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格呢？”
“一艘完整潜艇，含备用零件和鱼雷，一百二十万美元。三艘起售，运费另算。”
韩武倒吸一口气：“三艘就是三百六十万。加上运费、培训、基地建设，至少五百万。总理事，我们的外汇储备……”
陈启抬手打断他：“钱的事我来解决。你现在要考虑的是：有了潜艇，谁来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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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月二十日，兰芳海军筹建组成立。
组长是郑海生——海岸警卫队指挥官，原新加坡商船二副，有过八年海上经验。但他的经验全在水面，对潜艇一窍不通。
“总理事，”郑海生苦笑，“我只在电影里见过潜艇。”
陈启递给他一份档案：“看看这个。”
档案上是一个五十三岁男人的照片，姓名：黄永年，原国民党海军上校艇长，1949年随舰撤往台湾，1965年因“通共嫌疑”被强制退役，后流亡美国，在餐馆打工为生。去年通过李光甫的渠道表达了“愿为华人国家效力”的意向。
“他在台湾开过潜艇？”郑海生问。
“没有。台湾当时没有潜艇。但他开过驱逐舰，在英国皇家海军受过训，懂航海、懂轮机、懂武器。最关键的是——”陈启顿了顿，“他愿意来，而且能带出一批学生。”
郑海生翻着档案，眼睛渐渐亮起来：“您是想让他当教官，培养我们自己的潜艇军官？”
“不止。”陈启指向地图上邦加岛东侧的一处隐蔽海湾，“这里要建潜艇基地。黄永年当司令，你当副司令兼后勤总管。三年内，我要看到兰芳自己的潜艇部队出海巡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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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秘密渠道启动。
周文泰通过香港离岸公司，将三百六十万美元分七笔转入苏联指定的账户。付款理由是“采购渔业加工设备”，收货方是几家完全不存在的空壳公司。
瓦西里发来确认电文，措辞一如既往地简洁：
“货款收讫。三艘狐步级编号K-87、K-92、K-105，现停泊海参崴军港。四月上旬启运，伪装成废钢船，经日本海、太平洋、南海抵达指定坐标。接船事宜另议。”
与此同时，黄永年悄然抵达邦加岛。
陈启亲自到码头迎接。这位前海军上校比照片上苍老许多，头发花白，手上满是餐馆打工留下的老茧和烫伤疤痕。但他的腰板挺得笔直，眼神锐利如初。
“陈先生，”黄永年开口第一句话，“我在台湾被关了三年，又在美国洗了七年盘子。您为什么觉得我还愿意干？”
陈启没有直接回答。他带着黄永年登上基地后面的山坡，俯瞰山下连绵的房屋、工厂、学校。
“黄先生，您看到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