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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理事去美国谈判了。”
“我们承诺不造原子弹了。”
“美国答应不打我们。”
传言纷杂，真假难辨。有人振奋：终于有大国正视兰芳的存在；有人担忧：放弃核武器会不会重蹈无核时期任人宰割的覆辙；也有人平静：总理事做的决定，总有他的道理。
陈启没有召开公开报告会。他只是在一个普通的傍晚，独自走到基地中央广场，像往常一样和纳凉的老人聊天，陪玩耍的孩童踢球。
一位老妇认出了他，犹豫着上前：
“总理事，他们说……我们不造原子弹了，是真的吗？”
陈启停下脚步，认真地看着她。
“阿婆，真的。”
老妇沉默片刻，浑浊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动：
“那……以后人家欺负我们，我们拿什么还手？”
陈启没有立刻回答。他望向北方渐暗的天色，那里是爪哇海的方向，两个月前的蘑菇云早已消散无痕。
“阿婆，”他轻声说，“真正的安全，不是手里握着最厉害的武器，而是让所有人都觉得——欺负我们，成本太高，收益太低。”
他顿了顿：“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是用来过日子的。过日子要靠学校、医院、工厂，要靠孩子们读的书、田里长的粮、海上捕的鱼。这些东西，原子弹换不来。”
老妇似懂非懂，但还是点点头。
“您这么说，我就放心了。”她佝偻着背，慢慢走远。
陈启站在原地，望着她的背影，久久没有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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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六九年七月二十日，阿波罗十一号登月。
兰芳基地唯一的电视机被搬到中央食堂，三百多人挤在一起，屏息凝视那片模糊的黑白画面。当阿姆斯特朗的脚印印在月球表面时，食堂里爆发出压抑许久的欢呼。
陈启站在人群边缘，看着那些年轻的面孔在电视荧屏的光芒中熠熠生辉。
“总理事，”身旁一个十五六岁的少年突然问，“我们兰芳，什么时候能有自己的卫星？”
陈启转头看他。少年叫陈小星，1965年随父母从泗水逃难而来，父亲在基地建筑队，母亲在食堂帮工。他成绩优异，尤爱物理，林文正说这孩子将来能当工程师。
“小星，”陈启说，“你想当兰芳第一个卫星工程师吗？”
少年的眼睛亮了：“可以吗？”
“可以。”陈启说，“但你要先考上大学——我们自己的大学。今年九月，‘兰芳理工学院’要开学了，你是第一届预录生。”
少年愣住，随即眼眶泛红，拼命点头。
陈启拍拍他的肩，转身走入夜色。
远处，食堂里的欢呼声还在继续。电视机里，宇航员正在向全人类宣读那份镌刻在铭牌上的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