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正豪第二天到班的时候，是上午十一点。
太阳正烈，光线从凯达格兰大道那头直直地砸过来，把台北宾馆的白色外墙照得发亮，像是整栋建筑都在发光。门口的花圃里种了一排矮矮的七里香，空气里飘着一股清淡的花香，混着刚修剪过的草地的味道。几个穿着西装的公务人员从侧门走进去，手里夹着公文包，神色匆匆，嘴里讨论着明天国宴的流程安排。
一切都很正常。正常到他几乎要以为昨晚的一切只是一场噩梦。
他站在大门口，钥匙串挂在腰带上，沉甸甸地坠着。阳光照在他脸上，暖烘烘的，但他后颈那片皮肤还是凉的——那种从骨子里渗出来的凉意，怎么都捂不热。
“豪哥！来得正好，快来帮忙搬东西！”
声音从大厅里传出来，中气十足，带着一种刻意拉高的热情。林正豪抬头一看，是阿坤。
阿坤全名叫陈坤铭，四十出头，在这栋楼里干了快八年，是台北宾馆最资深的物业人员之一。他个子不高，圆圆的脸，笑起来眼睛会眯成两条缝，看起来像个弥勒佛。但此刻他站在大厅的柱子旁边，脸上的笑容有点僵，眼睛底下一片青黑，显然昨晚也没睡好。
林正豪走进去，阿坤迎上来，两个人对看了一眼。
谁都没先开口。
沉默了几秒，阿坤先破了冰，拍了拍林正豪的肩膀，力道比平时重了一些：“来来来，先去搬东西。今天事情多，宴会厅那边要摆桌，三楼还有一批餐具要重新归位——哦对了，三楼那个角楼，今天早上我已经让人把东西都搬下来了，你不用再上去了。”
林正豪看了他一眼。
阿坤避开他的目光，转身往宴会厅走，一边走一边说：“我跟上面说了，以后角楼的仓库改到一楼储藏室，三楼那间就不用了。反正也没人愿意上去，空着就空着。”
“上面同意了？”
“我跟他们说三楼那间有漏水，墙面发霉，要整修。”阿坤回头看了他一眼，眨了眨眼，“反正也没人会去查。”
林正豪跟在他后面，两个人穿过大厅，走进宴会厅。宴会厅很大，挑高的天花板垂着几盏巨大的水晶灯，白天看起来金碧辉煌，和昨晚那个阴森恐怖的氛围完全是两个世界。几个工读生正在铺桌布，其中一个是小陈，昨晚那个跑得比兔子还快的小伙子。
小陈看见林正豪，手里的桌布差点掉在地上。他的表情有点微妙——惊讶、心虚，还有一点点同情——但他很快就低下头，假装很认真地铺桌布。
“小陈，”林正豪走过去，“昨晚你走那么急，器材都没清完。”
小陈干笑了两声：“豪哥，我不是说了嘛，没人想当最后一个走的。这是规矩。”
“什么规矩不规矩的，”阿坤在旁边插嘴，语气听起来很随意，但林正豪注意到他的手指在桌沿上敲了两下，“就是一群胆小鬼自己吓自己。这栋楼我待了八年，什么鬼都没见过。”
“坤哥你就别装了，”小陈抬起头，一脸认真，“你上次不是说你晚上在三楼走廊听见有人在唱日本歌吗？”
空气突然安静了。
阿坤脸上的笑容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林正豪没见过的表情——不是愤怒，也不是尴尬，而是一种很深的、很沉的疲惫。他沉默了几秒，然后说：“那是我听错了。老房子嘛，什么声音都有。”
“可是你也说过那个——”
“小陈，”阿坤打断他，声音不大，但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力度，“铺你的桌布。”
小陈闭嘴了。
林正豪站在旁边，把这一切看在眼里。他没有追问，但他心里有一个念头越来越清晰——阿坤一定见过什么。而且他见的，比他愿意说出来的要多得多。
整个上午，林正豪都在宴会厅里忙。搬桌椅、摆餐具、核对菜单，事情一件接一件，忙到他没有时间去想昨晚的事。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和几个工读生坐在员工休息室里吃便当，电视开着，正在播午间新闻。
“豪哥，你昨天一个人待到几点？”一个叫阿杰的工读生问。这小伙子二十出头，戴着眼镜，看起来斯斯文文的，但说话很直。
“九点多。”
“哇靠，”阿杰咬了一口鸡腿，含糊不清地说，“你真的不怕喔？我上次跟小陈一起留下来盘点，才七点多就觉得浑身不对劲，感觉有人在背后看我们。”
“心理作用啦，”另一个工读生阿豪——和林正豪同名，但大家都叫他小豪——插嘴说，“这栋楼本来就大，晚上又没人，当然会觉得怪怪的。你们就是恐怖片看太多了。”
“不是啦，是真的有！”小陈放下筷子，表情认真起来，“你们有没有去过三楼那个角楼？就是靠近边间那间。上次我一个人去拿东西，走到门口的时候，门是关着的，但我听见里面有声音——那种……那种指甲刮木头的声音，嘶嘶嘶的，很轻，但很清楚。”
“你进去了吗？”林正豪问。
小陈摇头，脸色有点发白：“我才不进去。我站在门口听了大概十秒，然后那个声音停了。我以为是我听错了，正要推门，里面突然有人敲了三下门。”
整个休息室安静了。
电视里的新闻主播还在说话，但所有人都没在听。
“笃、笃、笃，”小陈用手在桌上敲了三下，每一下都敲得很轻，但在安静的休息室里听起来格外清晰，“就是这样。三下。我在门外，有人在门里面敲。”
“然后呢？”阿杰的声音变小了。
“然后我就跑了啊！”小陈摊开手，“不然咧？还开门说‘您好，您的餐点到了喔’？”
阿豪噗地笑出来：“靠北喔，鬼还会叫外送喔？”
“搞不好人家想点一份咸酥鸡加辣，”阿杰接话，“等了八十年都没送到，当然要敲桌子抗议。”
几个人笑了起来，气氛稍微轻松了一些。但林正豪没有笑。他看着小陈的眼睛，那里面有一闪而过的恐惧，虽然被笑声盖过去了，但确实存在。
“小陈，”林正豪问，“你说的那个角楼，是不是里面有一张长桌，摆了很多高脚杯那间？”
小陈点头：“对，就是那间。豪哥你昨天去了？”
“去了。”
“那你有没有……”
“没有，”林正豪说，“什么都没看到。”
他说谎了。但他不想在中午吃饭的时候把昨晚的经历说出来，那会让这几个工读生以后更加不敢留下来加班。而且他自己也还没想好——那些到底是真的，还是他的错觉。
下午两点，林正豪一个人去了地下室。
台北宾馆的地下室不大，主要是一些储藏空间和机电设备。日光灯管在天花板上排成一排，发出嗡嗡的声响，光线惨白，照得水泥地板上的灰尘清清楚楚。空气里有一股霉味，混着机油和清洁剂的味道，闷闷的，让人不太舒服。
他要去的是档案室——一个堆放旧文件和废弃物品的小房间，钥匙在阿坤手上，但阿坤下午请了假，说家里有事，走之前把钥匙留给了他。
“你要找什么？”阿坤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表情有点微妙。
“想查一些资料，”林正豪说，“关于这栋楼的历史。”
阿坤看了他一会儿，然后把钥匙放在他手心里，低声说了句：“档案室最里面那个铁柜，右边第二格，有一个牛皮纸袋。你看完就知道了。”
然后他就走了。
林正豪现在站在档案室门口，手里握着那把老旧的钥匙。门是铁制的，漆面斑驳，上面贴着一张泛黄的A4纸，印着“档案室”三个字，
他插进钥匙，转了两圈，咔哒一声，锁开了。
门推开的时候，一股浓烈的霉味扑面而来，混着旧纸张特有的酸腐气息。他捂了一下鼻子，伸手在门边摸到开关，按下去。日光灯闪了两下，亮了，但光线很暗，有几根灯管已经坏了，整个房间笼罩在一片昏黄的光晕里。
档案室不大，大概十坪左右，四面墙都摆着铁皮柜子，锈迹斑斑，有些柜门已经变形了，关不紧，露出里面塞得满满的文件和纸箱。地上堆了几个纸箱，用胶带封着，上头积了一层灰，灰厚到可以用手指写字。
林正豪走进去，每一步都扬起一小片灰尘。他的影子在日光灯下被拉得很长，投在对面的铁柜上，像一摊墨渍。
他找到最里面那个铁柜——果然，右边第二格。他蹲下来，拉开抽屉，里面叠着几个牛皮纸袋，最上面那个就是。
纸袋很旧了，边缘都起了毛，上面用毛笔写着几个字，墨迹已经褪色，但还辨认得出来——“台北宾馆·沿革史料·非解密”。
他打开纸袋，倒出里面的东西。几张泛黄的黑白照片、一份手写的日文文件、几页打字的中文报告，还有一张折叠起来的旧报纸，纸边已经脆了，稍微一碰就掉渣。
他先拿起照片。
第一张是台北宾馆的旧照，黑白影像，拍摄角度和现在差不多，但建筑外观有些不同——屋顶上还没有那两个老虎窗，正门的柱子也没有现在这么华丽。照片右下角用钢笔写着一行小字，日文的，他看不太懂，只认得“大正十四年”几个字。
第二张照片让他停了很久。
那是一张室内照，拍的是一条楼梯——红色的楼梯。和现在几乎一模一样，只是照片里的楼梯看起来更新，红漆还没有剥落，扶手擦得发亮。但真正让他注意的是照片里的人。
楼梯上站着一个女人。
她穿着一件白色的和服，头发盘起来，插着一支发簪。她的脸对着镜头，但因为照片太旧了，五官模糊不清，只能看到一个轮廓——椭圆的脸，微弯的嘴角，像是在笑。她的身后，楼梯的转角处，似乎还有一个人影，但那个人影更模糊，几乎和墙壁融为一体，看不清楚。
林正辉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翻到背面。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是日文，旁边有人用红笔加了中文翻译——
“佐藤雪子，昭和二年（1927年），于本馆楼梯处留影。同年冬，于同处自缢。”
他的手抖了一下。
佐藤雪子。
他把照片放下，拿起那份日文文件。文件是用毛笔写的，字迹工整但有些潦草，像是手写的笔记。他看不懂日文，但文件里夹了几张翻译稿，是手写的，字迹歪歪扭扭，像是有人匆匆忙忙抄下来的。
他拿起翻译稿，开始读。
“台北宾馆，原为日据时期‘台湾总督官邸’，后改为‘台北招待所’，供日本皇室及高级军政人员使用。大正十二年（1923年），日本海军武官佐藤健一少佐携妻雪子入住本馆，负责台湾北部海域防卫事务。”
“佐藤少佐勤务繁忙，常年出海，雪子夫人独居馆内，性情温婉，寡言少语，与馆内人员交往甚少。据当时馆内佣人回忆，雪子夫人每日午后会在馆内散步，最爱走的是主楼东侧的红色楼梯，常独自在楼梯转角处伫立良久，眺望窗外，似在等待出海未归的丈夫。”
“昭和二年（1927年）秋，佐藤少佐奉命赴南洋，原定次年春返台。雪子夫人自此日日守在红色楼梯处，从早到晚，风雨无阻。馆内人员屡次劝慰，夫人皆微笑不语，仅摇头示意。”
“同年冬，十二月十七日，馆内人员发现雪子夫人久未现身，遂上楼查看。于红色楼梯第三层转角处，发现夫人已用白绫自缢于窗框之上。身着白色和服，发簪落地，面容安详，嘴角微弯，似含笑。”
“此后，馆内时有传闻，称有人在红色楼梯处见到一穿白色和服之女子身影，徘徊不去。据当时总督府警务课密报，昭和三年至昭和八年期间，共有七名馆内人员及访客声称在楼梯处‘遇见’一名白衣女子，其中三人因此精神失常，两人失踪，一人——”
翻译稿到这里断了。最后一行字只写到一半，后面的纸张被撕掉了，留下一个参差不齐的边缘。林正豪翻了翻牛皮纸袋，没找到剩下的部分。
他放下翻译稿，拿起那份中文报告。报告是用打字机打的，纸张泛黄，上面盖着一个红色的圆章，章上的字模糊了，只隐约看出“台湾省”和“机密”几个字。
报告的日期是民国六十二年——一九七三年。
“台北宾馆于战后由台湾省政府接收，改作政府招待所及外宾接待场所。据本府民政厅调查报告指出，本馆东侧楼梯（即日据时期所称‘红色楼梯’）自接收以来，屡有工作人员反映异常状况，兹摘要如下——”
“一、民国三十八年（1949年），一名值夜警卫报告，于凌晨二时许在楼梯转角处见到一白衣女子。该警卫称，女子背对站立，面朝窗户，他上前询问时，女子缓缓回头，但‘看不清五官，像是一张白纸’。该警卫次日即申请调离，拒绝再于本馆执勤。”
“二、民国四十二年（1953年），一名清洁妇于午后清理楼梯时，听见身后有木屐声响。回头查看，无人。该清洁妇称，她听见一女子以日语说了一句‘お帰りなさい’（欢迎回来）。该清洁妇自此听力严重衰退，经医检无法解释。”
“三、民国五十四年（1965年），本馆进行修缮工程，一名工人于楼梯处摔落，右腿骨折。工人坚称当时‘有人推了他一把’，但现场无其他人员。该工人后向本府提出工伤赔偿，理由为‘遇鬼’。”
“四、民国五十八年（1969年）——”
报告写到这里，的内容。涂掉的部分占了整整半页，然后接着写——
“经本府与相关单位会商后决定，东侧楼梯自即日起封闭，非经许可不得使用。并于楼梯入口处设置警示标志，严禁人员夜间进入。”
“另，本馆三楼东侧角楼及边间走廊，经查亦有类似报告，一并列入管制区域。具体细节见附件（附件已遗失）。”
林正豪把报告放下，靠在铁柜上，长长地吐了一口气。
他的手在发抖。
不是因为害怕——好吧，有一点害怕——而是因为他终于确认了一件事：昨晚他经历的那些，不是幻觉。香味、脚步声、玻璃上的字迹，都真实发生过。而且不是他一个人经历过。
他拿起最后一样东西——那张折叠起来的旧报纸。
报纸是《台湾日日新报》，昭和三年（1928年）的。头版有一则新闻，标题用日文写着，旁边有人用红笔写了翻译——
“佐藤少佐，南洋战殁。”
新闻内容很短，大意是：日本海军佐藤健一少佐，于南洋海域执行任务时遭遇敌袭，舰艇沉没，少佐及全舰官兵共一百二十七人，全员战殁，无人生还。佐藤少佐之妻雪子，已于数月前于台北自缢身亡，夫妻二人先后为帝国捐躯，厚葬。
林正豪盯着这则新闻，脑子里浮现出一个画面——一个穿着白色和服的女人，站在红色楼梯的转角处，日复一日地眺望窗外，等着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她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她在等他回来。等到冬天来了，等到楼梯上的红漆剥落了，等到她终于明白他不会回来了。
然后她把自己挂在了窗框上。
但她的灵魂没有离开。
她还在等。
等了将近一百年。
林正豪把所有的东西小心地放回牛皮纸袋里，塞回铁柜的抽屉，关上。他站起来，膝盖因为蹲太久有点发麻，他扶着铁柜站了一会儿，等血液回流。
他走出档案室的时候，走廊里的日光灯闪了一下。
他没在意，继续走。
走到楼梯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地下室的楼梯是水泥的，很普通，不是那个红色的楼梯。但他站在楼梯口的时候，总觉得自己听见了什么——很远的、很轻的声音，像是有人在唱一首歌。
日语的歌。
旋律很慢，很柔，像是摇篮曲，又像是送别的歌。
他站在楼梯口听了十几秒，声音消失了。
“靠北，”他小声骂了一句，给自己壮胆，“我是不是该去行天宫收惊一下。”
他爬上一楼，走进值班室。阿坤不在，桌上留了一张纸条：“豪哥，下午我请假，钥匙在抽屉里。晚上你一个人小心一点。”
他看完纸条，揉成一团扔进垃圾桶。
然后他坐在椅子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他现在知道了那个穿和服的女人的名字。佐藤雪子。一个在八十多年前死去的日本女人，因为等不到丈夫回家，在红色楼梯上上吊自尽。她的灵魂留在了这栋楼里，日复一日地徘徊，日复一日地等待。
但她在等什么？她难道不知道丈夫已经死了吗？
或者说——她知道，但她不愿意接受？
林正豪想起那份翻译稿上的一句话——“雪子夫人皆微笑不语，仅摇头示意。”
摇头示意。什么意思？是表示没关系，还是表示——她不相信？
他掏出手机，查了一下佐藤健一的名字。网络上的资料很少，只有几条简短的记载，说他是日本海军少佐，一九二七年赴南洋，舰艇被美军潜艇击沉，全员阵亡。没有照片，没有更多的细节。
他又查了“台北宾馆灵异”，跳出来的结果多得惊人。有部落格文章、有论坛讨论串、有YouTube影片，每个都讲得绘声绘色。他挑了几篇比较详细的来看。
一篇部落格文章写得很长，作者自称是前台北宾馆的员工，用了化名。文章里写道——
“我在台北宾馆工作了三年，见过很多奇怪的事。最常被目击的是三楼边间走廊的一个穿和服的女人。她通常在晚上出现，有时候是凌晨。有人说她长得很美，但没有人能具体描述她的长相，因为每次你想看清楚她的脸，就会觉得脑子一片空白，什么都想不起来。”
“另一个常出现的地方是红色楼梯。楼梯在晚上会发出声音，像是有人在上面走来走去。有时候是脚步声，有时候是衣料摩擦的声音。最恐怖的一次，是我的同事在楼梯口抽烟，听见楼梯上面有人用日语说了一句‘欢迎回来’。他吓得把烟头都吞了。”
“还有角楼那间房间。很多人说在里面听见指甲刮木头的声音，或者有人在门外敲门。有一次我进去拿东西，门突然自己关上了，锁还自动反锁了。我在里面待了二十分钟才有人来开门。那二十分钟里，我一直感觉有人站在我背后，很近，近到我能感觉到她的呼吸。但我回头看的时候，什么都没有。”
“后来我问了一个在这栋楼里待了很久的老前辈，他跟我说了一句话，我到现在都记得——‘这栋楼里的东西，不是不想走，是走不了。她被困在这里了，困在时间里，困在楼梯上。你要做的不是赶她走，而是不要打扰她。’”
“所以我后来学乖了。晚上留在馆里的时候，我绝对不会去三楼，绝对不会走红色楼梯，也绝对不会回头。如果你也不得不留下来，记住我的话——不要打扰她。她是这里的客人，比我们所有人都早到。我们才是闯进来的人。”
林正豪看完这篇文章，把手机放下。
他看了一眼墙上的钟——下午四点十二分。
离天黑还有两个多小时。
他还有时间。
他决定做一件事——去一趟三楼。不是角楼，是边间走廊。那些传说里提到的地方，他都想去看看。不是因为他胆子大，而是因为他需要确认一件事：那个女人——佐藤雪子——她到底想要什么？
他走出值班室，穿过大厅，往东侧楼梯走去。
白天的主建筑和晚上完全不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把走廊照得通亮，木地板反射着温暖的光泽，墙壁上的金箔装饰闪闪发亮。几个工读生从旁边经过，跟他打招呼，一切都很正常。
但当他走到东侧楼梯口的时候，他又看到了那条封锁线。
“生人勿入”。
白天的光线底下，那几个字看起来格外刺眼。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弯腰钻了过去，踩上了红色楼梯的第一级台阶。
白天的楼梯看起来没那么恐怖。阳光从二楼转角的窗户照进来，在台阶上投下一格一格的光影，灰尘在光束里缓缓飘动。红漆虽然斑驳了，但在阳光下看起来只是一种岁月的痕迹，不像是血，也不像是别的什么。
他一步一步往上走，走到二楼转角的时候，他停下来。
就是这扇窗户。
那个传说中的窗户——雪子夫人每天站在这里眺望的地方。
他看向窗外。窗外是后花园的方向，几棵老榕树遮住了大部分的天空，树冠层层叠叠，绿得很深。从这个角度看出去，确实可以看见远处的大马路，但视野很窄，只能看到一小段路。
她每天站在这里，看那条路。
等她的丈夫从那条路上走回来。
日复一日，从秋天等到冬天，从白天等到黑夜。
直到她终于等不下去了。
林正豪站在那个位置上，面向窗户，背对着楼梯。他闭上眼睛，试着去感受——风从窗户的缝隙里钻进来，凉凉的，带着一股淡淡的泥土气息。他听见树叶沙沙的声音，听见远处车流的嗡嗡声，听见——
木屐的声音。
就在他身后。
哒。
他猛地睁开眼睛，浑身僵硬。
他没有回头。他记得所有的传说都告诉他——不要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