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的榕树把影子拉得老长，像无数双要抓住什么的手。
张芳芳站在面料工厂的铁门外，看着门楣上“华夏逸洋”四个铜字，忽然觉得眼睛发涩——这厂子是1992年建的，砖缝里还嵌着她和知青们亲手搬的水泥，车间的窗台上，至今摆着当年李建国种的仙人掌，刺上还沾着面料的细毛。
“张总，李厂长在里面签合同呢。”门卫老陈的声音带着哭腔，手里攥着根磨亮的铁棍，“工人们都在车间里憋着，说要是签了字，就把机器拆了——这厂子是咱的命，不能给那帮外国人！”
铁门“吱呀”一声开了，李建国走出来，西装上沾着片棉絮，是车间里的新疆长绒棉。他看见张芳芳，喉结滚了滚，没敢抬头：“张姐，我……”
“你儿子的奖学金，比厂里三百号工人的饭碗还重？”张芳芳的声音很轻，却像根针，扎得李建国猛地一颤。
她记得1977年，这小子穿着打补丁的解放鞋，蹲在食品店门口啃冷窝头，是她把他拉进后厨，给了碗荠菜粥，“吃饱了，跟我学记账。”
后来带他来广州办厂，他在奠基仪式上哭着说：“张姐，我这辈子跟定你了。”
车间里突然爆发出喊声：“不能签！”三十多个工人举着铁锹冲出来，领头的王师傅头发都白了，手里攥着本泛黄的工资条，是1995年的，上面有张芳芳的亲笔签名：“绩效奖多给二十，王师傅家娃上学。”
“张总当年给咱盖宿舍，办子弟学校，连托儿所的阿姨都是她亲自挑的！”王师傅的声音抖得厉害，“李建国，你忘了你闺女发烧，是张总连夜开车送医院？”
李建国的脸瞬间涨成了猪肝色，从公文包里掏出合同，纸页被攥得发皱：“他们说……说不签，就断了我儿子的奖学金。他在麻省理工读博，研究新型面料，是咱厂未来的希望啊……”
“未来的希望，得踩着老工人的骨头往上爬？”柳加林的声音从人群后传来，他拄着拐杖，身后跟着个拎公文包的律师。老人走到李建国面前，拐杖在地上磕了磕：“你忘了建厂时，张姐在合同里加的条款？翻到第17页看看。”
律师把合同摊在机器上，阳光照在“员工优先购买权”几个字上，墨迹已经发褐，却是1992年张芳芳亲笔加的，“若工厂转让，本厂职工可按工龄持股，享有优先购买权。”
“这……这是……”李建国的手指戳着条款，突然蹲在地上，双手插进头发里，“我咋忘了……张姐当年说，这是给工人留的后路，怕有朝一日我糊涂……”
“你不是糊涂，是被猪油蒙了心。”张芳芳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个布包，里面是李建国母亲临终前托她转的平安绳，红线上拴着颗纽扣，是当年食品店的盘扣。“你妈走的时候说，‘让建国记着，喝水不忘挖井人’。你现在把井填了，让大伙喝啥？”
车间里的纺织机突然响了，王师傅带着工人，把一匹刚织好的云锦抬了出来。墨色的缎面上，用金线织着“华夏”两个字，是张芳芳当年设计的厂徽。
“张总，这是咱连夜织的，”王师傅的眼睛亮得像缎面上的光，“咱工人凑了钱，够买下三成股份，剩下的，让银行贷！咱不求人，自己当老板！”
“我也出！”会计小陈举着存折，“我攒了二十万，本来想给儿子买婚房，现在不买了——厂子在，家就在！”
“还有我！”托儿所的刘阿姨挤进来，手里攥着个铁皮盒，“这里面是孩子们的压岁钱，虽然不多，是个心意！”
李建国猛地站起来，通红的眼睛扫过一张张熟悉的脸：王师傅的手被机器轧过，张芳芳带他去上海装的假肢；小陈当年是孤儿，张芳芳把他从福利院接来，教他学会计；刘阿姨的丈夫在车间工伤去世，是厂里养着她和孩子……这些人，都是他喊过“叔”“姐”的亲人。
“撕了它！”他突然抓起合同，双手用力一扯，纸屑飘落在云锦上，像雪落在墨海里。“我儿子的奖学金，咱自己凑！大不了我去卖血，也不能让外人占了咱的厂子！”
柳加林拍了拍他的肩膀，拐杖往地上一顿：“早该这样。律师说了，按条款，职工持股后，厂子还是咱的，只是换了种活法——以前是张姐领着干，现在是大伙一起扛。”
他从布包里掏出个红本子，是当年的知青花名册，“你看，1978年你在食品店的第一笔账，记着‘借张姐粮票五斤，日后必还’。现在，该你还了。”
张芳芳走到云锦前，指尖拂过金线织的“华夏”二字，忽然想起建厂那天，她和工人们在车间吃饺子，李建国把醋洒在了面料上，急得直哭。她当时笑着说：“洒了醋才香，就像日子，酸里带甜才叫有滋味。”
夕阳把厂房的影子拉得很长，王师傅带着工人把云锦挂在了门口，墨色的缎面在风里轻轻晃，金线的字闪得人睁不开眼。李建国蹲在地上，给儿子打视频电话，声音哽咽：“小宇，奖学金咱不要了，爸给你凑钱……你得记住，咱是中国人，根不能丢。”
车间里的纺织机又转起来了，“嗡嗡”的声响像首老曲子。张芳芳站在机器旁，看着棉线在锭子上绕出漂亮的弧线，忽然想起柳加林常说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