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的4月，北京房山区韩村河镇的小村子还裹着北方晚春的微凉。田埂上的麦苗刚抽出新绿，村口的老槐树才攒出半树嫩叶，风掠过的时候，带着泥土和草木的腥气，吹得院门吱呀作响。这样的清晨，本该是村子里最寻常的模样。
烟囱里飘出炊烟，狗在巷子里慢悠悠地晃，妇人端着盆在井边搓衣裳，孩子的嬉闹声能绕着村子飘三圈。
可4月24号这天，这份平静从下午开始，就被重庆女子韩浪的脚步踩碎了。
她的家在村子最东头的一排小平房里，是租来的，墙皮掉了大半，露出里面的红砖。下午一点，她从村口的小超市打零工回来，推开门，屋里空荡荡的，没有那个总爱扑到她腿边喊“妈妈”的小小身影。
“程程？”韩浪喊了一声，声音穿过敞开的窗户，落在院子里的水泥地上，没得到半点回应。
她起初没太在意。6岁的程程是个皮实的孩子，平日里总爱和村里的小伙伴在巷子里追跑，或是跑到后山的坡上摘野酸枣，顶多玩到晚饭时就会颠颠地跑回家，手里还攥着一把揉烂的野草，献宝似的塞给她。
她把买回来的馒头放在灶台上，拿起墙角的扫帚扫了扫地上的灰尘，又往灶里添了两把柴，等着儿子回来喊饿。可时针慢慢滑向两点、三点，日头从头顶偏到了西边，院门口的石板路上，依旧只有风吹过的痕迹。
韩浪的心开始往上提。她走到门口，朝着巷子口喊：“程程！程程你在哪？”
巷子里只有几只鸡扑腾着翅膀走过，隔壁的王婶探出头来：“浪啊，没见着孩子，晌午还看他跟张家那小子往村西头去了呢。”
“张家那小子”是同村张二群的小儿子妍妍，13岁，比程程大了七岁，平日里不爱说话，偶尔和村里的小孩玩闹时，总带着股子倔劲。韩浪皱了皱眉，转身往村西头走，边走边喊，声音穿过一户户紧闭的院门，撞在土墙上又弹回来。
“程程~”“程程你听见了就应妈妈一声...”
她的声音一开始还带着些急切，后来渐渐染上了慌意。村西头的麦场、井台、废弃的砖窑，她都找了个遍，连麦秸垛的缝隙里都扒拉了几下，还是没看到儿子的影子。太阳沉到山后头，天一点点暗下来，远处的山影变得模糊，风也凉了，吹得她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
村里的邻居见她急得眼圈发红，也跟着帮忙找。有人打着手电筒往山上走，有人挨家挨户敲门问，可从村东到村西，从山脚到山腰，喊哑了嗓子，也只听见自己的声音在夜色里回荡。
韩浪的脚步越来越沉，鞋底沾了泥，裤脚被路边的荆棘划破了口子，可她顾不上这些。她一遍又一遍地想，程程会不会是摔进了沟里？会不会是被什么野物吓到了？又或者，只是贪玩跑到了邻村？
可这些念头刚冒出来，就被另一种更可怕的猜想压了下去：程程从来没有离开过她的视线这么久，就算跑远了，也会记得回家的路。
从下午1点到夜里12点，整整十一个小时，韩浪几乎没停过脚步。她的嗓子哑得发不出声音，嘴唇干裂起了皮，脚下的石子硌得她脚心生疼，可她还是机械地走着，喊着，直到双腿发软，靠在村口的老槐树上，看着黑漆漆的村子，第一次感受到了彻骨的恐惧。
那恐惧像冰冷的水，从头顶浇下来，顺着脊梁骨流进五脏六腑，让她浑身发抖。她不敢再想下去，只能蹲在树底下，双手抱住膝盖，眼泪混着汗水砸在地上，晕开一小片湿痕。
天刚蒙蒙亮，东方的天际线才泛起一点鱼肚白，韩浪就又爬了起来。一夜未合眼，她的眼睛红得像兔子，布满了血丝，脸上还沾着泥土和泪痕。她甚至没顾上喝一口水，就又往村西头走去.
那里是她昨天最后找到的地方，也是妍妍家的方向。
走到上午十点，她的脚步虚浮，几乎要栽倒在地，只能扶着墙根慢慢走。路过村头的小卖部时，老板娘递给她一碗热水，她喝了两口，烫得喉咙生疼，却还是硬咽了下去。
中午时分，一个七八岁的小男孩突然从巷子里冲出来，跑到她面前，仰着小脸，声音带着孩童的懵懂：“韩阿姨，村西头的老井里，好像有个孩子……”
“轰”的一声，韩浪觉得脑子里像是炸开了一道雷。她一把抓住小男孩的胳膊，指节因为用力而发白：“你说什么？井里有个孩子？”
小男孩被她的样子吓到了，往后缩了缩：“我跟我哥去井边玩，看见井里有个人，倒着的……”
韩浪松开手，疯了似的往村西头的老井跑。她的鞋跑掉了一只，赤着脚踩在石子路上，脚心被磨出了血，可她感觉不到疼，只有心脏在胸腔里疯狂地跳，跳得她快要喘不过气。
老井边已经围了几个村民，都踮着脚往井里看，脸上带着惊恐和惋惜。韩浪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井台上盖着一块厚重的大石板，被人挪开了一条缝，里面黑黢黢的，只能看到一点模糊的影子。
她颤抖着双手，用尽全身力气掀开石板。石板落地时发出“哐当”一声巨响，惊飞了树上的几只麻雀。
然后，她看到了这辈子都无法忘记的一幕。
井里填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块，一个小小的身体倒立在石块中间，头埋在石缝里，看不清脸，只有一双小小的脚露在外面，脚上穿着一双蓝色的帆布鞋，那是上个月她刚给程程买的，鞋面还绣着一只歪歪扭扭的小熊，是程程自己挑的，说要和幼儿园小朋友的鞋子一样好看。
那只小熊的图案，此刻像一把尖刀，狠狠扎进了韩浪的眼睛里。
她张了张嘴，想喊儿子的名字，却发不出任何声音。眼前的世界天旋地转，耳边的嘈杂声也变得遥远，她只觉得胸口一阵剧痛，然后眼前一黑，直直地倒了下去，被旁边的村民一把扶住。
程程没了。
那个才六岁，会用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会帮她擦眼泪，会说“妈妈别哭，我将来挣钱给你买冰箱冻冰棍”的儿子，就这么没了。
警方接到报案后，很快赶到了现场。法医下到井里，小心翼翼地把程程的尸体抱上来，孩子的脖子上有明显的掐痕，身上还沾着石块的碎屑。民警在周围勘查时，发现井边的泥土里有一串少年的脚印，顺着脚印找过去，最终停在了张二群家的门口。
面对民警的询问，13岁的妍妍起初还低着头不说话，直到民警拿出在他袖口发现的泥土和程程衣服的纤维，他才终于开口，声音带着少年的怯意，却又透着一股冷漠：“他跟我抢石头，我就掐了他脖子……然后把他扔井里了，填了石头，这样就没人找到了。”
短短几句话，像冰锥一样扎在韩浪的心上。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听到民警的转述时，眼泪无声地淌下来，浸湿了枕巾。她怎么也想不通，不过是孩子间的玩闹，怎么就酿成了这样的惨剧？一个六岁的孩子，到底犯了什么错，要被这样对待？
可法律的规定，却让她的恨意无处安放。妍妍只有13岁，尚未达到刑事责任年龄，公安机关最终做出了收容教养三年的决定。
这个结果，像一块巨石，压得韩浪喘不过气。她的儿子没了，可杀人的凶手，只需要在教养院里待三年，就能重新出来，继续过他的人生。而她的程程，永远停留在了六岁，连一口他最爱吃的冰棍，都再也尝不到了。
韩浪的命，从来就不算好。
22岁那年，她在重庆的老家，嫁给了一个比自己大15岁的男人。男人是个木匠，话不多，脾气却倔，两人婚后的日子过得磕磕绊绊，拌嘴吵架是家常便饭。不久后程程出生，小小的孩子成了她灰暗生活里唯一的光。可日子并没有因此变好，夫妻间的矛盾越来越深，最后走到了决裂的地步。
2001年，韩浪带着还在襁褓里的程程，跟着后来的男朋友离开了重庆。他们一路辗转，最后来到了北京房山区的这个小村子，租了间小平房，算是安了家。男朋友是个残疾人，干不了重活，家里的开销大多靠韩浪在村口的小超市打零工，还有偶尔帮人缝补衣服挣的零钱，日子过得清苦，却也因为有程程在，多了几分暖意。
程程上了幼儿园后，很快就显露出了聪慧。他不爱哭也不爱闹，总是安安静静地坐在小板凳上，拿着一根小棍子在地上写字。从歪歪扭扭的“一”字，到能写出自己的名字，再到跟着老师念唐诗，他学得比班里的其他孩子都快。幼儿园的王老师总拉着韩浪的手说：“浪啊，你家程程是个好苗子，脑子灵光，字写得也漂亮，将来肯定有大出息。”
韩浪听着这话，心里比吃了蜜还甜。她把程程捧在手里怕摔了，含在嘴里怕化了，哪怕自己舍不得吃一口肉，也要省下钱来给孩子买本图画书，或是买根五毛钱的冰棍。
程程也懂事得让人心疼。他知道家里条件不好，从来不像别的孩子那样吵着要玩具、要零食。别的小朋友举着变形金刚在巷子里跑，他就站在一边看，眼神里有羡慕，却从不说“妈妈我也要”；夏天天热，别的孩子吵着要冰淇淋，他顶多拉着韩浪的衣角，小声说：“妈妈，我想舔一口冰棍就行。”
韩浪背井离乡，在异乡的日子里，难免会受委屈。超市的老板娘嫌她手脚慢，偶尔会甩脸子；房东催房租时，语气带着不耐烦；和男朋友拌嘴时，她总觉得心里憋得慌。每当这时候，她就会躲在屋里，背对着程程偷偷抹眼泪。
而小小的程程，虽然不懂妈妈为什么哭，却总会踮着脚，用胖乎乎的小手扯着她的衣角，再用手背小心翼翼地擦去她脸上的泪水，奶声奶气地说：“妈妈别哭，我将来好好学习，挣钱给你买冰箱，天天给你冻冰棍吃。”
他以为妈妈哭，是因为没吃到冰棍。
孩子的话，让韩浪的眼泪流得更凶了。她把程程搂进怀里，感受着怀里小小的、暖暖的身体，心里想着，只要有儿子在，再苦的日子也能熬过去。程程是她的希望，是她撑下去的全部理由。
可现在，希望没了。
程程的葬礼办得很简陋，韩浪拿不出钱买好的棺材，只能用一块薄木板做了个小棺木，把孩子葬在了后山的坡上。下葬那天，天阴沉沉的，飘着小雨，她跪在坟前，一遍又一遍地摸着冰冷的墓碑，嘴里念叨着：“程程，妈妈对不起你，要是妈妈没带你离开重庆，要是妈妈没让你跟妍妍玩，你就不会走了……”
从那以后，韩浪像是变了一个人。她不再去超市打工，也不再和邻居说话，整日待在空荡荡的屋里，眼神空洞。屋里的灶台上，还放着程程没吃完的半袋饼干，桌子上，还摆着孩子写满字的练习本，可那个会喊她妈妈的小身影，再也不会出现了。
有一次，一只飞蛾从窗户缝里飞进来，绕着灯泡打转。韩浪伸出手，轻轻把飞蛾拢在手心，又小心翼翼地放到窗外。她总觉得，这些小小的活物，是程程回来看她了。她舍不得赶它们走，就像舍不得赶走心里那点微弱的念想。
她每天都盼着天黑，因为只有在梦里，她才能见到程程。梦里的程程，还是穿着那双蓝色的帆布鞋，手里攥着一把野酸枣，笑着朝她跑过来，喊着“妈妈”。可每当她伸手去抱，孩子的身影就会突然消失，只留下一片冰冷的黑暗。
她常常在夜里惊醒，伸手往旁边摸，只摸到一片冰凉的床板。然后她就会披着衣服，在屋里走来走去，嘴里喃喃地喊：“程程，你上哪去了？怎么不等妈妈？怎么能丢下妈妈一个人？”
冬天很快来了，北京的冬天冷得刺骨，可韩浪的家里，却比外面还要阴冷。她没钱买煤取暖，也根本不在意冷不冷。她的心已经冻住了，连身体的寒冷都感觉不到。她靠着安眠药才能入睡，药片越吃越多，有时候甚至想，要是永远醒不过来，就能去陪程程了。
2006年1月3号，是韩浪这辈子都记得的日子。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对她状告张二群夫妇的民事索赔案做出了一审判决：张家需要赔偿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等各项费用共计15万余元。
拿到判决书的那一刻，韩浪的心里燃起了一点微弱的火苗。她不求别的，只想让张家拿出这笔钱，好好给程程修修坟，让孩子走得安心。哪怕他们说一句对不起，她心里的恨，或许也能少一点。
可这火苗，很快就被张家的态度浇灭了。
张家说，他们没有能力赔偿。张二群在一家公司上班，月薪2400块，家里还有三个孩子要养，根本拿不出15万。法院多次调解，张二群提出分期支付，可韩浪不敢同意，她怕张二群无限期地拖下去，拖到妍妍从教养院出来，拖到大家都忘了这件事，她的程程，就白死了。
赔偿款的执行，就这么一直拖着。
2006年4月，距离程程去世已经快一年了，韩浪再也等不下去。她找到法院，要求再次调解，提出了一个最低的要求：“就算拿不出15万，先把1万块的丧葬费给我，让我给孩子好好办个后事，行不行？”
可面对这个要求，张二群只是皱着眉，轻飘飘地说了一句：“没有。”
韩浪的火气一下子就上来了。她不是不知道张家拿不出15万，可1万块钱，对于一个月薪2400块的家庭来说，怎么会拿不出来？那是她儿子的丧葬费啊，是孩子最后一点体面，张二群怎么能说得这么理所当然？
更让她心寒的是，从程程去世到现在，张家没有一个人跟她说过一句对不起。不仅如此，她还听村里的人说，张二群在巷子里跟人闲聊时，还得意洋洋地说：“没事，我儿子三年以后就能出来了，到时候该干啥干啥。”
这话像一把淬了毒的刀，狠狠扎进了韩浪的心里。她的孩子躺在冰冷的坟里，连个像样的墓碑都没有，而杀人凶手的家人，却还在炫耀着凶手很快就能出来。
程程在井里倒立的惨象，一次次在她脑海里回放。她仿佛能听到孩子在井里喊“妈妈救我”，那声音尖利又绝望，搅得她夜不能寐。丧子之痛像潮水，一遍又一遍地冲刷着她的神经，而张家的冷漠和嚣张，让这份痛慢慢变成了刻骨的恨。
她觉得自己的心，在这一连串的打击下，已经扭曲了。她要报仇，她要让张家也尝尝失去亲人的痛，要让他们也知道，什么叫剜心的滋味。
一个复仇的计划，在她心里慢慢成型。
法院的调解再次失败后，韩浪从法院出来，径直走进了街边的一家五金店。她看着货架上的浓硫酸，瓶子上印着醒目的“腐蚀品”标志，心里却异常平静。她买了5斤浓硫酸，装在一个塑料桶里，拎回了家，放在了墙角。
她原本想，要是张家能有一点悔意，能主动拿出丧葬费，能说一句对不起，她就把这桶硫酸扔了，就算为了程程，也放过他们。可她等了一天又一天，张家的门始终紧闭，连一句问候都没有。
韩浪不是个穷凶极恶的人。她看着墙角的硫酸桶，心里也有过犹豫。她想起程程教她的“善”字，想起孩子说要好好学习做个好人，可一转头，看到桌子上程程的照片，看到孩子笑得眉眼弯弯的样子，那份犹豫就又被恨意取代了。
2006年9月，村里的小学开学了。韩浪站在村口，看着和程程一样大的孩子背着书包，牵着父母的手走进学校，说说笑笑的样子，心里像被针扎了一样疼。要是程程还活着，今年也该上一年级了，也会背着新书包，蹦蹦跳跳地去学校，也会拿着满分的试卷回来给她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