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的春天，广西上林县的群山还裹着一层湿润的绿意。四月的风带着南国特有的温热，吹过田垄间刚抽穗的稻禾，掠过镇口老槐树的枝丫，最终汇聚到白围镇的康行街上，这里即将迎来一月一次的“围日”，一个让全镇人翘首以盼的热闹日子。
可能北方的朋友对“围日”有些陌生，这是桂南地区独有的民俗，“围”字左边带个土字旁，右边是“于是”的“于”，说白了就是赶集的日子，也是集市集中开张、进行物资交易的日子。对当时的农村人来说，围日不仅是买卖东西的场合，更是难得的社交机会，十里八乡的人都会赶来，凑个热闹、会个熟人、唠唠家常，平淡的日子也因这一天的喧嚣多了几分色彩。
白围镇的康行街，是这场热闹的核心。这条街不算长，但名气不小，是全镇粮食、牲口、家禽饲料的集中交易地，临街的铺子摆满了竹筐、农具、晾晒的干货，路边的小摊此起彼伏地吆喝着，牛市里的黄牛哞叫、鸡笼里的家禽扑腾，混杂着讨价还价的人声，构成了镇上最鲜活的烟火气。作为白围镇最繁华的街道之一，康行街的中段更是黄金地带，商铺林立，人流如织，哪怕是平日里，也比其他地方热闹几分。
1994年4月17号，星期日，正是当月围日的正日子。时针指向中午11点，康行街的热闹达到了顶峰。起得晚的人慢悠悠地踱着步，在各个摊位前驻足挑选；起得早的人买完了东西，却舍不得立刻离开，要么在小吃摊前啃着油饼，要么围着熟人家长里短地闲聊。孩子们牵着大人的衣角，眼睛盯着糖人摊不放，偶尔传来几声清脆的嬉笑，让整个集市的氛围愈发鲜活。
可就在这片喧腾之中，康行街中段那处临街的民宅，却显得格格不入。这是一栋普通的砖木结构民宅，大门紧闭，门板上的油漆有些斑驳，门楣上挂着的红灯笼也耷拉着，没有一丝生气。按理说，围日里就算不出门摆摊，也该打开门看看热闹，可这户人家却静得像没人住一样，连一丝声响都听不到。
这种反常的寂静，很快引起了周围住户的注意。住在隔壁的韦某，是个热心肠的中年人，他看着紧闭的大门，心里犯了嘀咕：“周家香一家平时挺热闹的，今天怎么回事？”他走上前，伸出手轻轻敲了敲门，没人应；又加大力度拍了拍，门板发出沉闷的响声，屋里依旧毫无动静。
“有人吗？周嫂子在家吗？”韦某扯着嗓子喊了两声，声音被集市的喧嚣吞没了一部分，却依旧没能换来任何回应。一种不好的预感顺着脊椎爬上韦某的心头，他皱紧眉头，转身对旁边围观的邻居说：“不对劲，怕不是出事了，快去找周伯来！”
韦某口中的周伯，是这户民宅房主周家香的父亲。周家香是个三十出头的寡妇，丈夫钟某两年前因为赌博债台高筑，上吊自杀了，留下她和三个孩子相依为命，9岁的大女儿钟丽娟，5岁的二女儿钟丽丽，还有3岁的小儿子钟振林。周伯也住在镇上，平时最疼这三个外孙孙，经常过来照看。
听说女儿家叫门不应，周伯心里咯噔一下，揣着忐忑的心情快步赶到康行街。他比韦某更用力地拍着门，嘶哑的声音里带着焦急：“阿香！阿香！丽娟！丽丽！振林！你们在里面吗？”
一声声呼喊穿过门板，却石沉大海。周伯的手开始发抖，他哆哆嗦嗦地掏出身上的钥匙，这是女儿怕他年纪大了跑一趟麻烦，特意给他配的。钥匙插进锁孔，转动时发出“咔哒”一声轻响，在喧闹的集市背景下显得格外清晰。
门刚推开一条缝，一股浓烈的血腥味就扑面而来，直冲鼻腔。周伯脸色瞬间惨白，他猛地推开大门，眼前的景象让他浑身血液凝固，双腿一软差点瘫倒在地，客厅里、卧室里，到处都是血迹，他的女儿周家香和三个外孙孙，全都躺在血泊之中，身体已经僵硬冰冷。
“造孽啊！”周伯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哭喊，声音里充满了绝望。
赶集的人群被这声哭喊吸引，纷纷涌了过来。看到屋里的惨状，有人吓得尖叫着四散而逃，有人捂着嘴不敢出声，还有人壮着胆子围在门口张望，议论纷纷。原本热闹的康行街中段，瞬间被恐惧和混乱笼罩。
接到报案的电话时，上林县公安局的局长正在处理公务，一听发生了灭门惨案，当即拍板：“全体刑侦人员紧急集合，立刻赶赴白围镇！”主管刑侦的副局长、刑侦大队长带着技术人员、侦查员，一路拉着警笛，朝着白围镇疾驰而去。
等他们赶到时，白围镇派出所的民警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将围观的人群挡在外面。刑侦大队长穿过人群，走进民宅，一股浓重的血腥味让人几乎窒息。现场的惨状，即便是经验丰富的老刑警，也忍不住皱紧了眉头。
技术人员立刻展开勘查，法医蹲在尸体旁进行初步鉴定。经过仔细检查，法医得出结论：周家香和9岁的大女儿钟丽娟倒在卧室里，两人的胸部、腹部有多处刀伤，属于失血性窒息死亡。其中周家香身上的伤口最多，胸腹背、肋部、颈部都有，足足中了7刀，每一刀都直逼要害，显然凶手是下了死手。
5岁的二女儿钟丽丽和3岁的小儿子钟振林，则躺在大厅一侧的床上。两个孩子身上没有明显的刀伤，但颈部都有清晰的勒痕，舌尖外露。法医解剖后发现，孩子们的喉骨已经断裂，是被人扼住颈部导致窒息死亡，也就是俗称的“掐死”。
“太残忍了，连孩子都不放过。”法医站起身，声音里带着难以掩饰的愤怒。
根据死者胃内容物的消化程度，以及尸斑的分布情况，法医进一步推断：4名被害人的死亡时间已经超过10个小时，案发时间应该在当天凌晨1点到3点之间，正是人们睡得最沉的时候。
痕检人员在现场仔细搜寻着蛛丝马迹。在卧室的地板上，他们找到了一把刃长20厘米的折叠刀，刀刃上还残留着干涸的血迹；旁边的椅子上，扔着一件血迹斑斑的军绿色的确良上衣，布料上还沾着几根碎头发。技术人员小心翼翼地提取了刀把上的指纹，经过初步比对，确认是凶手右手拇指留下的。
在卧室的房梁上，侦查员发现了一根长度超过两米的胶皮绑带，绑带的一端打了个活结，另一端垂在半空，不知道是用来做什么的。而在厨房的屋顶，有几片瓦片被揭开，露出了一个不大不小的豁口，豁口下方的木板也有被撬动的痕迹。
“看来凶手是从厨房房顶潜入的。”刑侦大队长指着屋顶的豁口说，“结合现场的痕迹来看，应该是单人作案。凶手凌晨1点左右，从屋后的厨房房顶揭开瓦片和木板，进入屋内，趁被害人全家熟睡时行凶。”
至于房梁上的胶皮绑带，侦查员推测：“可能是凶手作案后想在现场自杀，后来不知道什么原因又放弃了。”而凶器和带血的上衣被留在现场，大门也被顺手拴上，种种迹象表明，凶手作案后可能是慌乱逃离，也可能是故意留下线索，但其作案思路清晰，下手狠辣，显然是有备而来。
排查：仇杀？情杀？财杀？
案件发生后，上林县公安局成立了“4?17”命案专案组，全局警力几乎都投入到了案件侦破中。刑侦人员分成多个小组，一方面继续勘查现场，寻找更多线索；另一方面则深入白围镇，走访周家香的亲友、邻居，排查她的社会关系。
杀人案的动机，无非是情、财、仇三种。专案组首先排除了财杀的可能，周家香丈夫死后，家里欠下不少债务，日子过得紧巴巴，屋里没有被翻动的痕迹，值钱的东西也都还在，凶手显然不是为了钱财而来。
那么，是仇杀还是情杀？
周家香是个寡妇，带着三个孩子过日子，平时为人低调，邻里关系也不错，没听说和谁结下过深仇大恨。可她毕竟是个年轻的女人，丈夫去世后，难免会有感情上的纠葛。专案组决定，先从周家香的社会关系入手，重点排查和她有过接触的男性，以及可能与她产生矛盾的人。
第一个进入警方视线的，是周家香丈夫的哥哥，当地人叫“大掰子”。
周家香一家住的房子，是钟家的老宅，虽然已经有几十年历史，但地处康行街中段的黄金地带，临街的位置极具商业价值。上世纪90年代初，全国掀起下海经商潮，白围镇也不例外，不少人都想找个好地段开店做生意，钟家老宅自然成了香饽饽。
据邻居反映，周家香的大掰子早就惦记上了这处老宅。当年他结婚后就搬离了老宅，有了自己的新房子，兄弟俩关系还算和睦。可自从下海潮兴起后，大掰子就动了心思，曾经找过弟弟，想用自己的新房换这处老宅。
“兄弟，你这房子也老了，我那新房宽敞明亮，咱们换换，你也能改善改善居住条件。”大掰子说得冠冕堂皇。
可周家香的丈夫不傻，知道老宅的地段有多值钱，当即就拒绝了：“这房子是爸妈留下的，我得留给孩子们，不能换。”
大掰子碰了个软钉子，也不好强硬要求，这事就暂时搁置了。可没想到，没过多久，周家香的丈夫就因为赌博欠债自杀了。丈夫一死，大掰子又把主意打到了老宅上。他觉得，弟媳妇年纪轻轻，早晚得改嫁，到时候这老宅自然就该归他这个做大哥的。
可周家香却有自己的想法，她知道这处老宅是孩子们唯一的念想，也是她们母子四人的安身之所，无论如何都不能让出去。为此，她和大掰子吵了好几次，甚至差点闹到法院去。
“会不会是大掰子为了抢房子，对弟媳妇一家下了毒手？”有侦查员提出了这样的猜测。
这个猜测并非没有道理，为了房产引发的命案在当时并不少见。专案组立刻对大掰子展开调查，调取他的行踪，询问他案发当晚的活动轨迹。
可调查结果却让专案组失望了。据了解，大掰子虽然惦记老宅，但平时为人还算遵纪守法，而且他对三个侄子侄女十分疼爱，经常送钱送物，照顾她们的生活。案发当晚，大掰子和几个朋友在家喝酒，一直到凌晨4点多才睡觉，有多人可以作证，他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大掰子的嫌疑。”刑侦大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说，“继续扩大排查范围，重点关注和周家香有感情纠葛的人。”
就在这时，一个名叫黎旭雄的男人，走进了专案组的视线。
黎旭雄和周家香住在同一条街上，算是街坊邻居。他比周家香大10岁，44岁了还没结过婚。在当时的农村，这个年纪还没成家，要么是家里太穷，要么是身体有缺陷，要么就是名声不好，黎旭雄占了后两样。
单看长相，黎旭雄其实算得上仪表堂堂。国字脸，眼神有神，虽然眼睛不大，但透着一股阳刚之气。可让人惋惜的是，他从小得了一种怪病，脊椎变形，后背一直是弯弯的，算是残疾。也正因如此，他年轻时相亲多次，都没能成功。
黎旭雄没读过多少书，小学毕业后就辍学在家，但他脑子灵光，心灵手巧，还特别好学。没有老师教，他就自己琢磨，硬生生学会了理发、补鞋、配钥匙、修理自行车的手艺。后来电视机、收音机在农村普及，他又跟着说明书和维修师傅偷学，居然也能摆弄这些家用电器。不仅如此，他力气还不小，年轻时还专门去佛山学过几手拳脚，算是个有本事的人。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全国掀起第一波打工潮，黎旭雄也动了心思。他觉得自己有手艺，脑子也不笨，出去肯定能挣到钱。于是，他先去了贵州，后来又辗转到了北京。可没想到，在北京打工期间，他卷入了一起诈骗案，1987年被北京大兴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
在监狱里，黎旭雄表现不错，有立功表现，被减刑两年。1992年初，他刑满释放，回到了白围镇。经历过牢狱之灾，黎旭雄变得安分守己，在康行街上开了一家小小的理发店，同时兼顾修理家电，虽然赚不到大钱，但日子过得也算滋润。
40多岁的黎旭雄，心里一直渴望能有个家。看着同龄人都已经儿女成群，他心里难免有些失落。就在这时，有人看出了他的心思，主动充当月老，把刚成寡妇的周家香介绍给了他。
周家香长得不算惊艳，但在同龄人中也算有姿色，性格温和，待人真诚。黎旭雄和她是老街坊，知根知底，自然满心欢喜，一口就答应了。
一开始，周家香并没有多少意愿。黎旭雄比她大10岁，身体有残疾，还是刑满释放人员，名声不太好。可她一个女人带着三个孩子，日子过得实在艰难，丈夫留下的债务还没还清，家里连像样的家具都没有。思来想去，周家香觉得，黎旭雄虽然有缺点，但人还算老实，而且没有孩子，只要他能真心对自己的三个孩子好，或许也是个不错的依靠。
转机发生在小儿子钟振林的生日那天。黎旭雄特意买了一个大大的蛋糕，提着几身孩子的新衣服，来到周家香家。看着孩子们围着蛋糕欢呼雀跃的样子，周家香心里一阵酸楚，也对黎旭雄多了几分好感。
“旭雄，这些日子谢谢你照顾我们娘仨。”周家香红着眼眶说，“振林过生日，你还这么破费。我知道你的心思，我也想过了，我们孤儿寡母的，确实需要一个依靠。但我有个条件，你必须对我的三个孩子好，把他们当亲生的对待。”
黎旭雄一听，当即拍着胸脯保证：“家香，你放心！你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我一定把他们当成亲生孩子一样疼，一辈子对你们娘仨好！”
周家香被他的真诚打动，答应了这门亲事。虽然两人没有办结婚仪式，也没有领取结婚证，但从那以后，黎旭雄就经常住在周家香家，两人开始了同居生活，算是事实上的夫妻。
那段日子，虽然生活清贫，但黎旭雄却感到前所未有的幸福。他每天早早起床，去理发店开门营业，晚上回来帮着周家香做家务，辅导孩子们写作业。看着孩子们一口一个“黎叔叔”地叫着，他心里比吃了蜜还甜。
可日子一久，黎旭雄就意识到，仅凭理发店和修理家电的收入，只能勉强维持一家人的温饱，想要让周家香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根本不可能。思来想去，他决定再次外出打工，去广东佛山闯荡，多挣点钱回来。
1993年7月，黎旭雄依依不舍地告别了周家香和孩子们，踏上了南下的火车。在佛山，他摆了个蔬菜水果摊，起早贪黑，省吃俭用，一门心思就想多攒点钱。半年时间里，他没舍得给自己买一件新衣服，没下过一次馆子，把所有挣来的钱都存了起来。
1994年春节，黎旭雄兴冲冲地回到了白围镇，把攒下的血汗钱全交给了周家香，让她置办年货，好好过个年。他满心期待着能和周家香娘仨过一个团圆年，可没想到，自己在外打拼半年，回来后却感受到了周家香明显的变化。
她对他变得冷淡了，不再像以前那样嘘寒问暖，甚至好几次黎旭雄去她家，都被她拒之门外。黎旭雄心里纳闷，不明白为什么短短半年时间，周家香就变了心。他隐隐觉得不对劲，开始悄悄跟踪、盯梢，想要弄清真相。
真相很快就浮出水面，周家香移情别恋了。她爱上了一个比黎旭雄条件好得多的男人，无论是家境、长相还是名声，都比黎旭雄高出一大截。
得知真相的黎旭雄，感觉自己的世界瞬间崩塌了。他想不通，自己在外边流血流汗，省吃俭用，一心想着让她们娘仨过上好日子，可自己换来的，却是背叛。他不甘心，不愿意就这么失去来之不易的家庭。
为了挽回周家香，黎旭雄几乎花光了自己打工攒下的所有钱。他买了孩子们最喜欢的玩具、漂亮的衣服、可口的零食，一次次上门讨好，可周家香却不为所动。
“旭雄，我们到此为止吧。”周家香态度坚决地说，“我已经决定和别人在一起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家香，我对你是真心的！”黎旭雄红着眼眶哀求，“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会更努力挣钱，让你和孩子们过上好日子的！我发誓，一辈子对你好！”
可无论黎旭雄怎么哀求，甚至跪下求情，周家香都没有丝毫动摇。到最后，她甚至变得不耐烦，说出了伤人的话：“黎旭雄，你别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了！我告诉你，你再敢来纠缠我，我就报警告你骚扰！”
黎旭雄的自尊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爱意渐渐转化成了怨恨。他觉得自己的真心被践踏，多年的期盼成了泡影，心里的委屈和愤怒越积越多。
案发前一天，也就是1994年4月16号晚上，黎旭雄又一次来到周家香家，做最后的挽回。可这一次，周家香直接叫来了自己娘家的兄弟。娘家兄弟对黎旭雄一顿拳打脚踢，把他打得鼻青脸肿，还恶狠狠地警告：“你要是再敢来纠缠家香，见你一次打你一次，把你打残打死！”
被打得浑身是伤的黎旭雄，踉踉跄跄地回到自己的理发店。他坐在黑暗里，心里的怨恨和绝望像野草一样疯长。“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一个恶毒的念头在他脑海中成型。
追捕：14小时逃亡，16年悬案
专案组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黎旭雄和周家香的感情纠葛，再结合现场勘查的线索，越来越怀疑黎旭雄就是凶手。
现场发现的那件军绿色的确良上衣，有邻居认出，正是黎旭雄平时常穿的；那把折叠刀，也有人证实，是黎旭雄随身携带的防身工具；而且黎旭雄经常出入周家香家，对屋内的环境了如指掌，虽然他后背有残疾，但手脚麻利，从厨房房顶揭瓦潜入屋内，对他来说并非难事。
“种种迹象都表明，黎旭雄有重大作案嫌疑！”刑侦大队长在案情分析会上拍板，“立即对黎旭雄实施拘留审查！”
此时，距离案发已经过去了14个小时。执行任务的刑警们迅速赶到了黎旭雄位于康行街136号的理发店，可推开门一看，屋里空无一人。
理发店里的东西摆放得整整齐齐，理发工具还放在工作台上，桌子上摆着一碗吃了一半的米饭和一盘青菜，米饭已经凉透了，显然主人走得十分匆忙，连饭都没吃完。
“看来黎旭雄已经跑了！”刑警们心里一沉。
白围镇地处上林县、宾阳县、来宾县三县的结合部，公路四通八达，交通十分便利，这给追捕工作带来了很大的难度。黎旭雄没有车，也不会开车，他可能步行，可能骑自行车，也可能搭乘班车，谁也不知道他往哪个方向跑了。
专案组迅速召开紧急会议，分析黎旭雄的逃跑方向。“一般在逃人员，初期都会选择投亲靠友。”局长说道，“立刻调查黎旭雄的社会关系，排查他可能的落脚点！”
侦查员们分头行动，走访黎旭雄的亲友、老乡、狱友，很快排查出3条可能的逃跑路线和15个落脚点。为了尽快抓获黎旭雄，专案组不仅动用了全局的公安民警，还请求了武警南宁市支队、上林县中队的支援，几十名荷枪实弹的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组成了多个追捕小组，展开了大规模的搜捕行动。
“黎旭雄没有交通工具，肯定跑不远，重点排查宾阳县境内！”刑侦大队长判断道。
之所以把宾阳作为重点排查区域，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白围镇的方言和宾阳的客家话十分接近，黎旭雄在宾阳交流没有障碍；二是黎旭雄关系最密切的几个亲戚都在宾阳，而且宾阳是上林去南宁、广州的必经之地，如果黎旭雄想乘车逃跑，大概率会经过宾阳。
更重要的是，黎旭雄后背驼背的特征十分明显，辨识度很高，无论他怎么伪装，这个生理缺陷都很难掩盖，只要他出现在人群中，很容易被人发现。
上百名公安民警和武警官兵兵分多路，对宾阳县的车站、码头、旅馆、网吧等公共场所进行地毯式排查，对黎旭雄可能落脚的亲友家进行蹲守。如此大规模的集中行动，在上林县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一开始，大家都信心满满，觉得抓住黎旭雄是早晚的事。可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搜捕队伍没有发现任何黎旭雄的踪迹。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依然没有任何消息。
黎旭雄可能去的地方都查遍了，该找的人也都找了，可他就像人间蒸发了一样，没有留下任何线索。
“半个月的时间，足够他逃出广西了。”刑侦大队长无奈地说，“大规模的集中搜捕已经没有意义了，留下少数人继续跟进线索，其他人撤回，专案组保留，案子不破，绝不撤案！”
谁也没想到，这个专案组的牌子一挂，就是18年。
1994年4月18号，也就是案发后的第二天，专案组根据黎旭雄之前在广东佛山打工的经历，派出一个追捕小组前往佛山追捕。当时上林县公安局条件简陋，全局只有4部车，而且都是老旧车辆，随时可能抛锚。局长没办法，只能向县长求助，县长亲自出面，向县计生委借了一辆丰田面包车。
“这车我们也急用，最多借你们三天，不管抓没抓到人，都得还回来。”计生委的工作人员反复叮嘱。
局长好说歹说，才把借车时间延长到5天。
第二天一大早，追捕小组就驾驶着这辆借来的面包车，踏上了前往佛山的路程。可没想到，车子刚开出上林县没多久，就出了故障，在云浮市的一个小镇上修了好几个小时。加上司机对路线不熟悉，又跑了不少冤枉路，原本计划一天就能到达佛山，结果硬生生耽误了半天，直到4月20号早上才抵达目的地。
就在追捕小组赶路的时候，白围镇派出所所长接到了佛山一位知情人的长途电话，说发现了黎旭雄的踪迹。可当时通讯不便，追捕小组没有手机，只有带队的刑侦队长有一台传呼机，却无法回电话。直到追捕小组抵达佛山后，才和所长取得联系。
“赶紧和知情人对接，摸清黎旭雄的位置！”所长在电话里催促。
追捕小组立刻联系上知情人，可对方却说，自己并没有见到黎旭雄，只是接到了他的电话，黎旭雄在电话里说想借钱，但一直没露面。
“查！立刻通过当地电信部门，查出黎旭雄的电话是从哪打来的！”刑侦队长当机立断。
经过一番周折，电信部门查出，黎旭雄的电话是从广西宜州市打的，时间是4月19号下午1点15分。
“没想到他会往宜州跑！”追捕小组有些意外，原本他们以为黎旭雄会在佛山落脚。
局长接到消息后，立刻做出调整：“一部分人留在佛山继续守候，防止黎旭雄杀回马枪；另一部分人立刻赶往宜州！”
追捕小组兵分两路，一路留在佛山，另一路则马不停蹄地赶往宜州。当天下午，抵达宜州的追捕小组就和当地警方取得联系，通过电信部门了解到，黎旭雄是在宜州汽车客运中心附近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的电话。
“赶紧找到电话亭的摊主！”
追捕小组很快找到了那位摊主，摊主回忆说：“那天下午确实有个驼背的男人来打电话，他好像是从班车上下来的，样子很狼狈，慌慌张张的，打的是广东佛山的长途，说的话我也听不懂，像是客家话。”
根据摊主的描述，黎旭雄很可能只是把宜州当作中转站，换车前往其他地方了。宜州的交通十分便利，往西可以去河池、贵州，往东可以到柳州、桂林，往北能到环江毛南族自治县、融水苗族自治县，往南则直通来宾、上林，黎旭雄的逃跑方向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就在追捕小组一筹莫展的时候，局长突然想起一条线索：排查中发现，黎旭雄1985年前后曾在贵阳市的一家录像厅打工，当时和贵阳市某医院的一位谭医生交往密切，两人是老乡。
“从宜州到贵阳比到佛山更近，也更隐蔽！”局长当机立断，“追捕小组立刻赶往贵阳！”
从上林到宜州，再从宜州到贵阳，追捕小组24小时马不停蹄，可还是晚了一步。4月22号上午9点，追捕小组找到了谭医生，谭医生说：“你们要是早来一天，说不定就能抓到他了。”
原来，谭医生4月底回老家时，听说了白围镇发生灭门惨案，也知道黎旭雄潜逃的消息。4月20号晚上，他从黎塘火车站乘坐火车返回贵阳，21号中午到家后，妻子告诉他，前一天晚上黎旭雄来过家里，听说他回老家了，没多停留就走了。
“我当时吓得不行，赶紧把老家发生的惨案告诉了妻子，一家人一夜没睡，就怕他再来。”谭医生心有余悸地说。
追捕小组又找到了当年黎旭雄打工的录像厅老板龚某，龚某说：“4月20号早上，黎旭雄找到我，说在老家混不下去了，想回贵阳找门路。我当时看到他左手虎口红肿化脓，问他怎么回事，他说是不小心擦伤的。我把他送到私人诊所包扎，还帮他找了家小旅馆住下，可第二天一早我去旅馆找他，老板说他已经退房走了，不知道去了哪。”
追捕小组推测，黎旭雄左手虎口的伤，很可能是行凶时被周家香咬伤的。可他已经离开了贵阳，再次消失得无影无踪。
这之后的16年里，专案组换了一任又一任领导，民警换了一批又一批，但大家始终没有放弃追查黎旭雄的下落。他们跑遍了广东、贵州、云南、浙江等十几个省份，排查了无数条线索，可黎旭雄就像石沉大海，再也没有任何消息。
转机：新任局长的承诺，迟到16年的追查
2010年8月，南宁市公安局的白佑明调任上林县公安局局长。这一天，距离“4?17”命案案发，已经过去了16年零4个月。
上任第一天，恰逢三伏天，天气闷热得让人喘不过气，也是局长接待日。管信访的副局长走到白佑明办公室，小心翼翼地说：“白局，今天天气太热，要不我让其他局领导替你接待一下？”
白佑明笑了笑：“丑媳妇总得见公婆，规矩不能破。怎么，有什么特殊情况？”
“是有位老上访户，特别难缠。”副局长叹了口气，“这几年把公安局的门槛都快踩烂了，还去过南宁、北京上访，国务院和自治区人大都几次转办他的信访件，今天他又来了，正在值班室等着呢。”
“哦？什么事让他这么执着？”白佑明问道。
“是十几年前的一起灭门案，他女儿一家四口被杀害，嫌疑人跑了，案子一直没破。”副局长解释道，“老爷子脾气倔，说话也冲，我怕你听不惯。”
“越是这样，我越要见见他。”白佑明站起身，“安排一下，我去见他。”
在值班室里，白佑明见到了这位老上访户，正是周家香的父亲周伯。此时的周伯已经年过七旬，头发花白，背也驼了，眼神里满是疲惫和沧桑。
见到白佑明，周伯开门见山：“我知道你是新来的局长，你不躲着我，还算有点胆量。”
白佑明给周伯倒了一杯水，递到他手里：“老人家，天气热，先喝口水消消气，有话咱们慢慢说。”
“我能不急吗？”周伯接过水杯，手却在发抖，“小日本才打了8年，你们一个案子办了16年还没结果！我今天来，不是来听你安慰的，就想听听你一句实话，这案子你们还办不办？我这辈子还能不能为我女儿、为我那三个外孙孙报仇雪恨？”
旁边的副局长赶紧打圆场：“周伯，白局刚到任，还不了解情况，您别发火。不是我们不办，是情况太复杂……”
“复杂？我听这话都听腻了！”周伯打断他的话，情绪激动地说，“什么警力不足、装备落后、经费短缺，我耳朵都长茧子了！再复杂，16年了，总该理出点头绪了吧？没钱，我把房子卖了给你们凑！没人，我儿子、孙子、亲戚朋友一起上，还不行吗？”
副局长还想解释，却被白佑明拦住了。他看着周伯，眼神坚定地说：“老人家，今天是我上任第一天，您第一个来找我，这是咱们的缘分。我也是农民出身，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庄稼人，我能理解您的心情。如果让我给您一个破案时间表，我没这个胆量，但我可以跟您保证，在我的任期内，这个案子要是还破不了，我离职之前，一定到您府上负荆请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