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3月16号上午，经过指纹笔迹以及DNA鉴定，公安部A级通缉嫌疑犯马加爵的身份得到了最终认定。下午2:30，一场备受瞩目的新闻发布会在三亚市公安局举行。来自三亚市公安局的统计显示，到场媒体超过20家。新闻发言人站在台上，神情严肃地宣布：“公安部A级通缉犯马加爵在三亚落网。”
3月26号深夜，马加爵被警方秘密带回云南大学。在那间充满血腥与罪恶的317寝室里，他逐一还原了杀人经过。随后，他又向警方交代了令人震惊的杀人动机。
马加爵对警方说：“这个寒假我没回家，快毕业了，打算留在学校找工作。邵瑞杰和唐学礼他们过完春节，提前返校。我们几个平常关系很好，没事就在寝室里打牌。那天一开始也没什么，后来邵瑞杰怀疑我出牌作弊，我们俩人就发生了争执。邵瑞杰说：‘没想到连打牌你都玩假，你为人太差了，难怪公伯过生日都不请你。’杨开红也跟着说我人品不好，说我古怪，说我爱看A片。我当时心里特别痛苦，我们那么多年住在一间寝室里，我一直把他们当朋友，我真心朋友也不多，想不到他们竟然这么说我。吵完架散伙之后，我一个人躺在床上，心情低落到了极点，没人发现我情绪不好，我找不到人说话，我感到很绝望，觉得自己在云南大学一个朋友也没有了。我在学校混得这么落魄，都是他们几个在同学面前说我坏话导致的。我在远大这么失败，都是他们造成的。我恨他们，这种恨意一天比一天强烈，一连几天，我每天都在恨，我觉得必须要做这些事才能泄恨。我知道杀人偿命，我已经做好准备付出这个代价了。”
对于马加爵所说的这次争执和矛盾，他的一个同学却有着不同的看法：“那次打牌引起的矛盾，其实只是马加爵起意杀人的导火索。他进云南大学之后不久，就显得孤僻不合群，真正谈得上做朋友的，还真是只有那几个被他杀了的同学。大家都是来自农村的，可能更有共同语言，为了排遣孤独，马加爵在大二的时候，借钱买了一台二手电脑，经常上网看一些暴力、色情、恐怖的网站。”
他的另一名同学也评价道：“马加爵心里，总会有些莫名其妙的恨。一下子告诉我，在寝室里看碟子，别人没笑，他笑了，就被挖苦没见过世面，笑点低；一下子又说衣服穿旧了、穿破了，别人笑他装穷。像这些小事，他都记在心里边。那年寒假回家，他买了一个‘忍’字挂在床头上，英豪。流言蜚语由他去，忍气饶人祸自消’。”
最让马加爵痛恨的，还是那帮同样来自农村的同学们。他们的境遇并不比马加爵好多少，却总是揭他的伤疤。有一回，马加爵多喝了几口酒，亲口对一个同学发牢骚：“为什么他们可以去校外开房泡妞，自己不检点，反倒说我看黄碟猥琐呢？”还有一回，马加爵最铁的哥们邵瑞杰，当着几个同学的面奚落他，说他偷偷到巷子里面找暗娼叫鸡，说他是伪君子。马加爵非常在乎别人对他的看法，他在和警方交代杀人动机的时候，多次抱怨：“我把他们当朋友，他们几个老在背后说我坏话，把我的生活习惯、生活方式，甚至是一些隐私都说给别人听，跟别人一起嘲笑我。”
然而，他的同学却并不认同他的说法：“家爵就是小心眼，云大上万号人，谁在乎谁说过谁的什么坏话呢？相反，几个被害者更像他的难兄难弟，都来自农村，条件都不好，性格内向。刚入学的时候，他们住一个寝室，后来分开了，还是常凑在一起打扑克、神吹神侃，吃个烧烤啥的。大家都半斤八两，谁会歧视谁呀？”
在案件审理阶段，为了减轻马加爵的罪过，他的律师曾将本案起因定性为激情杀人。如果在那场引起纠纷的牌局上，马加爵受辱之后失去理智，当场疯狂出手，这种说法或许还有几分道理。但是，从他后续的缜密布局来看，说他是蓄意杀人，的确一点也不过分。
让我们来详细回顾一下他的杀人经过。马加爵杀机已定之后，为了实施他那可怕的杀人计划，开始在网上查阅了大量资料。经过反复筛选，他最后确定用杀人之后流血相对比较少的铁锤作为作案工具。随后，他来到一个旧货市场，在众多摊位中挑选了一把石工锤。为了使用起来更加顺手，他还特意让店主把木柄锯短。之后，他小心翼翼地把锤子带回来，悄悄藏在宿舍楼的厕所里边。
可第二天清晨，当他鬼鬼祟祟地溜进厕所取锤时，那个冰冷的铁家伙竟不翼而飞。马加爵的心脏猛地一缩，额头上瞬间沁出冷汗——他甚至能想象出有人拿着这把锤子四处打听的场景。但恐惧很快被更浓烈的杀意覆盖，他转身疾步走出校门，再次钻进那家旧货市场，用同样的价钱买了把一模一样的石工锤。这次他没敢再藏到公共区域，而是将锤子塞进床底最深处，上面压着厚重的词典和旧课本。
与此同时，他开始像筹备一场精密实验般规划细节。午休时，他戴着口罩溜进小商品市场，买了十卷宽胶带和二十个加厚黑色塑料袋，老板热情地问他是不是要搬家，他低着头含糊应着，声音里的颤抖被口罩挡得严严实实。回到宿舍后，他把这些东西分装在不同的行李袋里，仿佛只是寻常的生活用品。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还花五十块钱在城中村找了个办证贩子，用假信息制作了一张身份证，照片上的人眉眼依稀像他，却换了个陌生的名字。
命运的齿轮在此时发出刺耳的转动声。死者之一的唐学礼原本在校外租房住，只因假期宿舍床位空置，临时搬回317寝室暂住——这个偶然的决定，让他成了马加爵计划中第一个需要清除的障碍。
2月13日晚，昆明的冬夜飘着冷雨。马加爵躺在床上假寐，听着隔壁床铺唐学礼均匀的呼吸声。凌晨一点，他悄无声息地爬起来，从床底摸出那把磨得发亮的石工锤。黑暗中，锤子的金属部分泛着幽光，他攥得太紧，指节都泛了白。当他举起锤子的瞬间，唐学礼似乎察觉到什么，翻了个身嘟囔了句梦话。马加爵的动作僵在半空，心脏狂跳得像要撞碎肋骨。等了足足三分钟，确认唐学礼再次沉睡后，他咬着牙将锤子狠狠砸了下去。沉闷的撞击声被厚重的棉被吸收，只有几滴温热的液体溅在他手背上。
处理尸体时，他的冷静让人毛骨悚然。先用塑料袋层层包裹，再用胶带像缠木乃伊般捆紧，最后塞进衣柜深处，还特意在柜门前挡了几件旧衣服。做完这一切，他仔细拖干净地面，甚至用消毒水擦了三遍门把手。天快亮时，他坐在书桌前啃着面包，眼神空洞地望着窗外，仿佛只是完成了一场普通的值日。
14号晚上，邵瑞杰哼着歌从网吧回来。这个马加爵曾经最信任的朋友，此刻在他眼中只是个行走的仇恨符号。邵瑞杰脱下鞋子，端着水盆准备泡脚，就在弯腰的瞬间，马加爵举着锤子从门后闪出。你...邵瑞杰只来得及发出半个音节，便重重倒在地上。鲜血溅在墙上，像极了劣质恐怖片里的布景。
15号中午，杨开红推门进来时，正撞见马加爵用抹布擦拭地板上的暗红色痕迹。加爵，打牌去啊？杨开红的声音带着少年人的爽朗。马加爵猛地回头，眼中的凶光让对方愣在原地。不了，我这儿有点事。他说着，悄悄将锤子移到身后。当杨开红意识到不对劲想要退出去时，已经晚了。
当天深夜，马加爵用公用电话约宫博来宿舍打牌。电话里他的声音听起来甚至有些兴奋，完全听不出刚刚犯下三条人命。宫博推门进来时，还笑着抱怨：就等你了，输了可要请客...迎接他的，是同样冰冷的铁锤。
四具尸体被分别塞进四个衣柜，马加爵细心地在柜角撒上石灰粉，试图掩盖逐渐弥漫的尸臭。做完这一切，他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整整三天没合眼。直到17号上午，他突然想打最后一次牌，便约了几个不太熟的同学。牌桌上，他频频出错，额头上全是冷汗，有人问他是不是生病了，他只说昨晚没睡好。
那天晚上，马加爵锁好宿舍门，背着简单的行李走出校园。昆明火车站的灯光昏黄暧昧，他捏着假身份证排队买票时，手指一直在发抖。检票时，铁路警察盯着他的证件看了半晌，这照片不像你啊。马加爵的心提到了嗓子眼，急中生智道：高考后胖了二十斤，家里人都说认不出了。警察被他逗笑，挥挥手放他进站。
火车启动时，他望着窗外倒退的灯火，突然捂住脸无声地哭起来。这列开往广州的火车，载着他驶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在广州辗转几天后，他又换乘大巴逃往海南，像只惊弓之鸟般躲在三亚的城中村。白天睡在桥洞下，晚上出来捡垃圾吃，那2400元现金被他缝在贴身的内裤里，一分都不敢动。
被捕那天，当胡崇军警官按住他肩膀时，马加爵反而有种解脱的轻松。他任由警察戴上手铐，只是在被带走时，回头望了一眼那条浑浊的河流——那里倒映着他最后一点作为人的影子。
2004年4月22日，昆明中院的审判大厅座无虚席。马加爵穿着囚服站在被告席上，身形消瘦得几乎脱相。当法官宣读死刑判决时，他只是微微点了点头。休庭时，律师低声问他要不要上诉，他摇摇头：早点结束吧。
在看守所的最后日子里，他写了两封家书。第一封里，他详细描述了大学生活的点滴：记得刚入学时，我总在图书馆待到闭馆，月光洒在银杏道上，我觉得未来像星星一样亮。可笔锋一转，又变得充满戾气：但他们撕碎了我的光。第二封信里，他反复叮嘱家人不要来见他，不要收他的骨灰：就当没生过我这个儿子。
6月17日上午九点，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的终审裁定送达。法警押着马加爵走出审判大厅时，他瞥见角落里的亲人——父亲的背驼得像座桥，母亲哭得几乎晕厥，白发苍苍的奶奶被人搀扶着，浑浊的眼睛死死盯着他。马加爵迅速移开视线，下巴抬得老高，直到被押上刑车，始终没再回头。
刑场的风很大，吹得他单薄的囚服猎猎作响。当法警问他还有什么遗言时，他沉默了很久，只说：帮我给那四个同学的家人道个歉。枪声响起的瞬间，他仿佛看到了18岁那年，自己拿着云南大学录取通知书，在田埂上奔跑的样子——那时的风里，全是稻花香。
马建夫是在村里的小卖部听广播得知儿子被执行死刑的。他没哭，只是默默地往回走，路过自家稻田时，蹲在田埂上抽了一下午烟。后来法院多次通知领骨灰，他都拒绝了：那种东西，回来会脏了村子的地。
那年秋天，马建夫带着全家去给受害者家属谢罪。在邵瑞杰家所在的村子，瓢泼大雨将他们淋成了落汤鸡。80岁的老奶奶跪在泥地里，对着邵家的方向磕了三个响头，额头渗出血来。马建夫夫妇跟着跪下，雨水混着泪水在脸上肆意流淌。邵瑞杰的母亲扑过来想打他们，却在看到马加爵母亲苍白的脸时，终究还是放下了手，只是哭喊着：我的儿啊...
这件事过去很多年后，还有记者去那个广西村庄探访。村民们说，马建夫变得越来越沉默，常常一个人在田里待到天黑。有次有人看见他对着稻草人说话，走近了才听见他在问：你说，他当初要是没考上大学，是不是就不会这样了？
而在云南大学，317寝室早已被改造成储物间。偶尔有新生好奇打听当年的事，老生们总会摆摆手：别提了，那扇门后，锁着四个家庭的眼泪。
马加爵事件像一块投入湖面的巨石，激起的涟漪至今未平。每当校园里发生暴力事件，人们总会想起那个戴着眼镜的少年。有位教育学家在文章里写道：我们教孩子考高分，教孩子学技能，却忘了教他们如何与这个世界和解，如何与自己的内心对话。
那年冬天，昆明下了场罕见的大雪。有人在317寝室窗外的雪地上，看到有人用树枝写了四个名字，旁边还有行歪歪扭扭的字：如果有来生...雪很快就化了，仿佛什么都没留下，又仿佛什么都留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