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钞厂奇案：当5元新钞遇上江南神探
1985年的上海，南京路的霓虹刚爬上骑楼的青砖，黄浦江的汽笛声里还混着自行车的铃铛声。这年冬天，广东潮州一间戒备森严的金库内，人民银行的职工老王正戴着白手套清点新钞——那是刚从北京国库调运来的5元券，每张都带着上海印钞厂特有的油墨香，挺括得能割破手指。
他的手突然顿住了。
一捆标注1000张的纸包，摸上去竟轻飘飘的。拆开封条的瞬间，老王倒吸一口冷气：里面哪有什么新钞，只有一叠印钞厂用来封包的牛皮贴头纸，边缘还留着机器裁切的毛边。
五千块......他喃喃自语，冷汗顺着额角滑进衣领。在那个万元户能上地方报纸的年代，这相当于一个普通工人十几年的工资。
三年三案，迷雾重重
这起离奇的失窃案像块石头投进平静的湖面，涟漪却远未停止。
1986年盛夏，广东惠阳工商银行的钱箱里，整整一大包元新钞不翼而飞；1987年暮春，吉林农安的农业银行，又少了5000元5元券。三起案件如同复刻：都是上海印钞厂的产品，都用贴头纸调包，都像从铁桶里抽走了水——没人知道钱是怎么消失的。
消息传到北京，央行行长陈慕华的钢笔在报告上划出深深的折痕：印钞厂是国之重器，从建厂到现在，从没出过这种事！
上海警方立刻成立专案组，由江南名探端木红玉挂帅。可侦查员们面对的是座铜墙铁壁：印钞厂的围墙通着高压电，车间门窗都装着防盗网，职工进出要经过三道安检。更棘手的是，案发后几个月才回溯现场，别说指纹，连半个可疑的脚印都没留下。
唯一的线索藏在市井烟火里。侦查员在大世界储蓄所发现，有人用连号的5元新钞买了定期存单，又在常熟路储蓄所兑现——这是最原始的。可那时的银行没有监控，营业员绞尽脑汁，只记得好像是个男的，穿的确良衬衫。
案子一拖就是两年，成了压在上海刑侦处心头的巨石。直到1987年6月，陈慕华视察上海时拍了桌子：必须限期破案！
这个烫手山芋，最终落到了裘里亭手上。
神探接棒，立下军令状
接到调令时，裘里亭正在嘉定的稻田里勘察一起杀人案。这位年过半百的老刑警，眼角的皱纹里还沾着泥点，指间的烟卷燃得只剩烟蒂。作为上海刑侦三剑客之一，他破过的奇案能装满一整个档案柜，但印钞厂失窃案的棘手程度，还是让他皱紧了眉头。
这案子，你主抓。端木红玉的声音斩钉截铁。
6月15日的会议上，市委政法委书记石柱三盯着他：老裘，这案子有谱吗？
裘里亭捏了捏眉心，眼底的血丝像蛛网般蔓延：内部人干的。范围就那么大，能破。
多久？
国庆节前。他顿了顿，补充道，最晚年底。
石书记笑了，语气却带着锋芒：军中无戏言。破不了，你这刑侦处副处长就别当了。
散会后，年轻侦查员小顾急得直跺脚：裘处，这不是逼着跳河吗？两年都没线索......
裘里亭却笑了，露出被烟熏黄的牙齿：真撤职了，我就去派出所管户籍。反正抓贼在哪都一样。
他心里清楚，这案子的突破口就在二字。印钞厂上千职工，谁能接触成品？谁有机会调包？谁在案发后突然手头宽裕？这些问题像拼图，总有一块能拼对。
九筛其八，疑点聚焦
裘里亭做的第一件事，是把专案组重新拧成一股绳。他将人马分成三组：调查组扎根厂区，翻遍了三年的考勤记录和领料单；号码组追踪赃款流向，跑遍了上海的大小储蓄所；重点组则拿着放大镜，重新复核此前排除的9个可疑对象。
普通工人月薪36块，老工人撑死70块。他在黑板上重重一画，谁突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谁就是靶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