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川关于思想开放尺度的激烈争论及其最终达成的动态平衡，如同为科技探索的航船设定了航标与禁区，使其能在相对安全的航道内破浪前行。然而，就在这宏观治理框架日趋成熟之际，一场更为本质、更为深刻的战略分歧，却在寒川科技事业的内部悄然滋生，并逐渐演变为一场关乎其未来走向的灵魂拷问——资源与精力，究竟应该优先投向能快速解决实际问题的“应用研究”，还是应该分出一部分给那些看似“无用”、却可能揭示世界根本规律的“基础研究”？
这场争论的种子，其实早已埋藏在寒川科技兴邦的基因之中。寒川的崛起，始于生死存亡的压力，其科技发展路径带有强烈的实用主义和问题导向色彩。从“雷火铳”到磺胺药，从水泥到标准化生产，无不是针对迫切的军事或民生需求而催生的成果。这种模式在初期成效显着，为寒川积累了强大的硬实力。但也因此，在寒川的技术官僚和大多数工匠心中，逐渐形成了一种根深蒂固的共识：科研的价值，必须由其实用效果来衡量；无法迅速转化为武器或财富的研究，便是“屠龙之技”，徒耗钱粮。
然而，当寒川科技进入更深的水域时，这种纯粹实用主义的局限性开始暴露。最典型的例子，再次回到了那个让禽滑略和林棠团队耗尽心血的核心难题——蒸汽机的效率瓶颈。
尽管“前瞻工研苑”在材料、工艺上取得了不少进展，但蒸汽机的热效率提升却始终缓慢，仿佛触及了一个无形的天花板。禽滑略召集最顶尖的工匠和学者进行会诊，大家能提出各种改进锅炉、优化气缸结构的方案，但对于“为什么热功转换的效率存在理论极限？”、“热量传递的根本规律是什么？”、“能否找到一种全新的原理来更高效地利用热能？”这类更深层次的问题，却无人能给出确切的、基于基本原理的答案。所有的改进，都像是在黑暗中摸索，依赖于大量的试错，代价高昂且前景不明。
与此同时，在格物院内，以老学士墨翟为首的一批学者，却在进行着一些“不接地气”的研究。他们观测星体运行，记录成厚厚的《星图志》；他们用棱镜分解日光，痴迷于光的色彩之谜；他们甚至尝试用数学工具去描述钟摆的摆动和物体的下落，并为此争论不休。在工造司的务实派官员看来，这些研究“于国何益？于民何利？”有官员甚至在议事时公开嘲讽：“墨翟公观星，能观出我寒川急需的百炼钢吗？能观出亩产千斤的良种吗？不过是皓首穷经，虚度光阴罢了！”
这种矛盾，在一次科学院年度预算审议会上达到了高潮。工造司的代表，依据“军民融合”的成果，要求大幅增加对新型火炮、装甲车辆等应用项目的投入。而墨翟则提交了一份申请，请求拨款建造一座更精密的“观象台”和一座进行基础物理化学研究的“格物实验室”，其预算虽不算天文数字，却在“实用性”上受到了严峻挑战。
工造司的官员质问：“墨翟公，您这观象台，可能助我工坊多造一铳一炮？您的格物实验，可能让我寒川子民多收一斗粮食？若不能，何以与国之急务争此资源？”墨翟虽博学，却不善言辞，面对如此直接的功利性质问，面红耳赤，只能反复强调：“格物穷理，乃学问之本……其用或在百年之后……”
场面一度十分尴尬。禽滑略作为科学院的主心骨，内心也充满了矛盾。他深知应用研究的紧迫，但也从蒸汽机的困境中，隐约感受到了基础理论的缺失所带来的巨大阻碍。他站出来打了个圆场，但并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这场争论，最终摆到了林牧之的案头。王玄策呈上的奏报，清晰地反映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观：一方坚持“急用为先，实效为王”，认为资源应集中用于能快速增强国力的技术领域；另一方则主张“厚积薄发，根基为重”，认为没有深厚的基础科学积累，应用技术的突破终将难以为继。
林牧之陷入了长久的沉思。他回想起寒川一路走来的历程，正是靠着解决一个又一个具体问题才站稳了脚跟。然而，他也想起了禽滑略多次向他倾诉的蒸汽机研发中的无力感，那是一种面对未知规律时的茫然。他更想起了古籍中所言：“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应用技术是“鱼”，而基础科学则是“渔”，是捕鱼的能力和方法。
“鼠目寸光，可得一时之利；高瞻远瞩，方成万世之基。”林牧之在御前会议上，对重臣们阐述了他的决断，“我寒川科技，如今已如壮汉，筋骨强健，然若只知使力，不明发力之理，终难达宗师之境。蒸汽机之困，便是明证！我等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故进步维艰。”
他环视众人，语气坚定地继续说道：“应用研究，解我燃眉之急，乃生存之道；基础研究，探万物之本源，乃发展之基。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双翼，不可偏废！”
为此，林牧之做出了几项影响深远的战略部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