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增加“算学”？许多埋头于“之乎者也”的秀才、举人顿时傻了眼，让他们打算盘、算田亩？这简直是……有辱斯文！
更让他们难以接受的是，那个什么“格物院”的毕业生，居然不用经过十年寒窗、层层科举，就能直接做官？！这岂不是坏了祖宗成法，开了幸进之门？
抗议的声音，主要来自那些传统的士林清流和尚未踏入仕途的年轻学子。
他们在各地学宫、文会上议论纷纷，甚至有人写下激扬文字，抨击此举“重术轻道”，“恐使工匠之流窃居庙堂”。
然而，与以往不同的是，这次反对的声音并未形成压倒性的浪潮。
一方面，清漓登基以来的赫赫武功（平定边患）和显赫政绩（京津大道）让她拥有了极高的威望和说服力。
许多务实的官员和地方大员，亲眼看到了懂技术、会算学的人才在当下的急迫需求，内心是支持这种改革的。
另一方面，清漓给出的“格物院授官”通道，虽然触动了一部分人的利益，但也为许多擅长实务、却苦于科举无门的寒门子弟、乃至工匠世家出身的人才，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吸引力是巨大的。
《皇家日报》再次发挥了舆论引导的关键作用。
苏清欢亲自撰文，论述“道器并用，方能强国”的道理，强调圣人之道固然重要，但若没有具体的“器”（技术、算学）来支撑，道便是空中楼阁。
文章还列举了历史上许多因精通水利、算学、营造而造福一方的名臣，巧妙地将新学与“经世致用”的儒家传统结合起来，化解了不少阻力。
就在朝野上下为科举改革和格物院争论不休之时，清漓的第三项，也是最具有长远眼光的举措，悄然颁布——下旨各州县，兴办“蒙学堂”。
这道旨意相对温和，却影响更为深远。
旨意要求，天下各州县，务必在一年之内，利用地方公帑或劝募乡绅，至少设立一所官立蒙学堂。
招收八至十二岁幼童入学，不分贫富（贫寒者可由地方酌情减免束修）。
所学内容，并非直接应对科举的经义，而是基础识字与基础算学。
清漓明确指出：“朕非欲童子尽弃圣贤书，然，治国之基，在于教化；教化之始，在于蒙学。使天下幼童，无论将来为士、为农、为工、为商，皆能识文断字，明数算之理，则民智可开，国基永固。”
更厉害的是，清漓宣布，所有蒙学堂所用启蒙教材，如《新编三字经》、《百家姓（增补版）》、《基础算学启蒙》等，皆由朝廷组织专人统一编纂，刊印下发！
这些新编教材，在传统道德教化之外，巧妙地融入了简单的自然常识、地理概略、甚至是对朝廷新政（如修路好处）的浅显介绍。
这意味着，朝廷开始从最基础的层面，掌控教育的核心内容，潜移默化地塑造下一代的思想和认知。
这步棋，看似不起眼，却是从根本上动摇千年以来由地方宗族、私塾先生垄断启蒙教育的局面，将“王化”与“教化”更紧密地结合，为未来输送更多符合新式国家要求的人才，打下了最广阔的基础。
一时间，帝国的肌体仿佛被注入了新的活力。
京师的格物院开始破土动工，招聘教习的告示贴满了各大城门；各地的读书人，无论情愿与否，都开始翻出落满灰尘的《九章算术》，或者寻找西席恶补算学；而无数州县的官员，则开始为筹建蒙学堂、接收朝廷下发的“统编教材”而忙碌起来。
一股“格物维新”的风气，伴随着基建工地的尘土和电报线的延伸，开始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悄然弥漫。
虽然前路必然还有荆棘与争论，但变革的种子已经播下，只待时光孕育，破土成林。
清漓站在更高的维度，布局着帝国的现在与未来，她知道，真正的竞争，在于人才，在于开启的民智。
这，才是强国最根本的、无法被夺走的财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