横渠的小院不大，院墙是用黄土夯的，门口种着两株槐树，院里有一口老井，井边放着一张石桌。张载每天天不亮就起床，先是在院子里练半个时辰的剑——年轻时想当兵打仗，剑没丢，后来成了读书人，剑就成了醒神的物件。练完剑，他就钻进书房，书桌上堆着《论语》《孟子》《周易》，还有他这些年在各地做官时写的笔记，旁边放着一碗小米粥，凉了就兑点热水喝，有时候看书入了迷，一天就吃这么一碗粥。
村里的人一开始不理解，都说：“张大人放着京城的官不做，回来当穷书生，是不是傻啊？”还有人说：“清高能当饭吃吗？躲在屋里看书，能帮老百姓解决吃饭的问题吗？”张载听到了，也不生气，只是偶尔会在傍晚的时候，搬个小板凳坐在门口，跟路过的村民聊天，聊庄稼的收成，聊村里的琐事，聊着聊着，就把自己从书里看到的道理，用土话讲给大家听。
“咱老百姓种地，得先把地翻松了，才能种庄稼。做人也一样，得先把心里的‘杂草’除了，才能学好本事。”“邻里之间吵架，就像地里长了草，不能用锄头硬挖，得慢慢拔，不然会伤了庄稼。”村民们听得入了迷，后来每天傍晚，都有人搬着小板凳来听他聊天，有时候人多了，石桌上都坐满了人。
渐渐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慕名而来，想跟着张载读书。张载也不推辞，把书房收拾出来，让年轻人住下，白天教他们读经义，晚上跟他们聊天下事。横渠的小院里，每天都能听到读书声，有时候是《论语》，有时候是《周易》，还有时候是张载自己写的文章。
张载的日子过得清贫，却格外充实。他把自己对天地、对人生、对社会的思考，一点点写进书稿里，有时候为了一个观点，能跟学生争论一整天，直到双方都心服口服。他常对学生说：“做学问，不能只盯着书本，得看看老百姓的日子，看看这天下的样子。不然，读再多的书，也是死读书。”
就这样过了十多年，张载的头发白了，背也有点驼了，但他写的书稿，却堆得比书桌还高。
1077年的春天，一封来自京城的召令，打破了横渠小院的平静。朝廷里有人上书，说张载的学问继承了古圣先贤，让他赶紧入京，参与议订丧祭礼仪。那时候，张载已经五十四岁了，咳嗽了一冬天，脸都瘦脱了形，走路都得拄着拐杖。
学生们劝他：“先生，您身体不好，从横渠到京城，要走一个月的路，万一出事怎么办？不如辞了这差事，留在家里安心写书。”张载却摇了摇头，拿起墙角的旧行囊，开始收拾东西：“丧祭礼仪，关系到老百姓的规矩，也关系到朝廷的体面。现在朝廷里吵得不可开交，我得去说说我的想法。要是因为身体不好就不去，那我这一辈子，岂不是白读了那些书？”
出发那天，学生们送了他十里地，有人偷偷抹眼泪：“先生，您一定要保重身体，我们等着您回来。”张载拍了拍学生的肩膀，笑着说：“放心吧，我还得回来给你们讲《正蒙》呢。”
一路颠簸，张载好不容易到了京城，刚住下，就被召进皇宫，皇帝让他做太常寺丞，主管礼仪。可没等他喘口气，麻烦就来了——朝廷里有人建议，要革新丧祭礼仪，把老祖宗传下来的规矩改一改，说这样才能跟上新政的步伐。
张载一听就急了，他找到那些建议革新的礼官，跟他们争论：“丧祭礼仪，不是随便改的。就说给父母守孝三年，这是为了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要是改成一年，那还有什么孝心可言？老祖宗的规矩，不是不能改，但得看看是不是符合老百姓的心意，是不是符合天地的道理。要是为了革新而革新，丢了根本，那就是舍本逐末。”
那些礼官都是支持新政的，见张载这么固执，也没好气：“张大人，都什么年代了，还抱着老规矩不放？新政就是要破旧立新，礼仪也得跟着变。”双方吵了一个多月，谁也说服不了谁。张载本来身体就不好，这一吵，更是气得咳嗽不止，有时候咳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他知道，自己在京城待不下去了。不是因为吵不过那些礼官，而是因为他明白，朝廷里的分歧，早已不是礼仪本身的问题，而是新政与旧制的较量。他不想卷入这场无休止的争斗，更不想因为自己的固执，连累身边的人。
没过多久，张载再次递了辞呈，这次，他没有丝毫留恋，收拾好行囊，就踏上了回乡的路。离开京城那天，天阴沉沉的，像是要下雨，没有一个同事来送他——他知道，自己这一去，恐怕再也不会回来了。
走到临潼的一家小旅馆时，张载实在撑不住了。他咳嗽得连腰都直不起来，胸口像被一块大石头压着，喘不过气。店主给他端来一碗热汤，他喝了两口，就昏昏沉沉地睡了过去。等他的学生们从横渠赶过来，只看到他躺在床上，手里还攥着一本没写完的《正蒙》，书页上沾着咳出来的血，已经凉透了。
张载死的时候，身边没有一个亲人，只有几个赶过来的学生。学生们凑钱，给他买了一口薄棺，准备把他送回横渠安葬。没想到，消息传出去后，从京城到横渠，一路上都有他的学生赶来，有当年在云岩跟着他读书的孩子，有在渭州听他讲过兵法的士兵，还有在京城跟他争论过礼仪的年轻官员。几百个学生，自发地组成送葬的队伍，抬着他的棺木，一步一步地往横渠走，走了整整半个月。
横渠的老百姓听说张载回来了，都自发地站在路边，手里拿着香烛，默默地为他送行。有人说：“张大人这一辈子，没享过什么福，却给我们留下了这么多道理。”有人说：“他虽然没当过大官，可在我们心里，他比那些高官还值得尊敬。”
后来，张载的学生们把他的书稿整理成书，其中最有名的，就是那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被后人称为“横渠四句”，成了无数读书人的座右铭。
有人说张载傻，放着高官厚禄不享，非要跟现实较劲，最后落得个清贫病逝的下场；有人说他迂，抱着老规矩不放，不懂变通，要是他能顺着王安石，说不定能做更大的官，办更多的事。可只有真正懂他的人知道，他不是傻，也不是迂，他只是不想丢了心里的那点“光”——那点为老百姓做事的初心，那点对学问的执着，那点对天地人生的敬畏。
今天我们聊张载，不是聊一个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而是聊一个在乱世里，把理想熬成学问的普通人。他38岁才中进士，不算“考运好”；他拒绝王安石的拉拢，不算“会来事”；他归隐横渠，不算“有出息”。可就是这样一个“普通”的书生，却用自己的一生，告诉我们：理想不是用来“实现”的，而是用来“坚持”的；学问不是用来“炫耀”的，而是用来“做事”的。
要是问，今天我们需要更多的张载，还是更多的“实用派”？我想，答案或许藏在“横渠四句”里——不是每个人都要像张载一样较劲，但每个人心里，都该有那么点“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念想。毕竟，这世间最珍贵的，从来不是随波逐流的“聪明”，而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