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时候，副将杨芳（不是新疆的杨遇春）站出来跟他说：“将军，咱们跟洋鬼子拼了！就算死，也不能丢了广州城！”奕山却摇着头说：“拼什么？再拼下去，咱们都得死！”他没跟朝廷打招呼，偷偷派人和英军谈判，还签下了《广州和约》——答应给英军六百万两“赎城费”，还让清军撤出广州城。
消息传到北京，道光帝气得把茶杯都摔了：“朕让他去靖逆，他倒好，跟洋人求和！”可那时候朝廷已经没力气再派兵了，只能捏着鼻子认了。奕山呢？他怕朝廷治罪，居然在奏折里撒谎，说自己“打了胜仗，洋人自愿撤军”，把求和说成了“安抚”。道光帝虽然知道是假的，可也没辙，只能把他革了职，发配到伊犁——算是从轻发落了。
要是奕山这时候能反省，或许还能留个好名声。可他偏不，在伊犁待了几年，又靠着宗室身份混了个官职，还被派去了东北，负责和俄国谈判边界问题。这一去，他彻底成了卖国贼。
咸丰八年，俄国趁着清朝内忧外患（太平天国运动正闹得凶），派使者找到奕山，说要“重新划定中俄边界”。俄国人态度强硬，拿出地图，指着黑龙江以北的土地说：“这块地，以后归俄国。”奕山一开始还想争辩，可俄国人拿出了军舰，说：“你要是不签，我们就打过去，像英国人打广州一样。”
这句话戳中了奕山的软肋——他又怕了。他想起了广州的惨败，想起了被发配的日子，他不敢再赌。于是，他又一次没跟朝廷打招呼，偷偷签下了《瑷珲条约》——把黑龙江以北、外兴安岭以南的近百万平方公里土地，全割给了俄国。
近百万平方公里是什么概念？相当于十个江苏省那么大！这么大的国土，就被奕山一句话卖了。他在条约上签字的时候，手都没抖——他心里想的不是国家，不是百姓，是自己的官位，是自己的性命。他觉得，只要签了字，俄国人就不会打过来，自己就能保住官位，至于丢了多少地，跟他没关系。
后来，《中俄北京条约》又把乌苏里江以东的土地割给了俄国，奕山还是参与者——他就像俄国的“帮凶”，只要能保住自己的利益，什么国家主权、民族尊严，都能抛在脑后。
可奇怪的是，这么一个卖了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卖国贼，却没多少人骂他。不像李鸿章，签了《马关条约》被人骂了一百多年，奕山的名字，连历史课本里都没几行字。为什么？
一是因为他的皇室身份。他是爱新觉罗家族的人，清朝廷就算知道他犯了错，也不会过分指责，甚至会刻意淡化他的罪行——总不能让皇室子弟背“卖国贼”的黑锅，丢的是整个皇族的脸。
二是因为他的“运气”。他割地的时候，清朝正忙着对付太平天国，没多少人关注东北的边界问题；后来又有李鸿章、慈禧等人的“大动作”（签《马关条约》《辛丑条约》），把人们的注意力都吸引走了，奕山就藏在了这些人的影子里，成了“隐秘的卖国贼”。
三是因为他早年的战功。很多人记得他在新疆的英勇，觉得他只是“一时糊涂”，不是故意卖国。可实际上，他的两次妥协（广州求和、割让东北土地），都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跟“糊涂”没关系——他就是自私，就是怯懦，就是把个人得失看得比国家利益重。
奕山活到了光绪元年，死的时候七十多岁，算是善终。他死的时候，可能还觉得自己没做错什么——他保住了自己的官位，保住了自己的性命，至于那些被割走的土地，那些因为他的妥协而受苦的百姓，他根本不在乎。
可历史不会真的忘记。黑龙江以北的土地上，曾经有中国人种地、捕鱼，曾经有清军驻守；那些土地上的森林、矿产，本该是中国的财富。可因为奕山的怯懦和自私，这些都成了俄国的。直到今天，我们翻开地图，看到黑龙江以北的空白，都能想起这个曾经的“沙场猛将”，后来的“割地奸贼”。
奕山的故事，比李鸿章的更让人警醒。李鸿章签条约，多少还有点“无可奈何”（朝廷弱，打不过），可奕山不一样，他是主动妥协，主动割地，为的只是自己的利益。他告诉我们，一个人就算有过功劳，就算出身显赫，一旦丢了爱国心，一旦把个人利益凌驾于国家之上，就会变成人人唾弃的卖国贼——不管他的名字有没有被人记住，他的罪行，永远刻在历史的耻辱柱上。
现在再提起奕山，或许还有人不知道他是谁。但只要我们记得，曾经有一个清朝官员，把近百万平方公里国土拱手让人，记得爱国不是口号，是不能丢的底线，那奕山的故事，就没白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