搁现在说，范仲淹这名字，怕是读过书的都熟。可谁能想到，这位后来写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人物，小时候过得比邻家讨饭的还糙。
他打小就没了爹。两岁那年，当七品官的父亲撒手人寰，家里的天说塌就塌了。按那会儿的规矩，寡母该守着家底熬日子，可范仲淹的娘不是个寻常妇人。眼看家里米缸见了底，叔伯们的白眼翻得比锅盖还勤，她咬咬牙，做出个惊世骇俗的决定——带着娃改嫁。
继父姓朱，是个本分商人。娘把他的名字改成了“朱说”，盼着他能在朱家安稳长大。可这安稳，说起来容易，过起来难。朱家虽不算大富大贵，吃穿总还不愁，可朱说总觉得自己像粒掉在人家饭碗里的沙子，硌得慌。别的孩子穿新鞋新袜，他脚上的布鞋总带着补丁；逢年过节分果子，他碗里的总比弟弟们少两颗。他不说，可心里跟明镜似的。
十来岁时，朱说被送到长山县的醴泉寺寄读。这寺在长白山里头，晨钟暮鼓听着清净，日子却苦得能淡出鸟来。寺里的和尚只管住，吃食得自己想办法。他就琢磨出个笨法子：每天傍黑，往锅里倒半瓢米，添满水，咕嘟咕嘟煮成一锅稀粥。第二天一早，粥冻成了硬块，他拿把小刀，“咔哧咔哧”切成四块，早晚各两块，就着坛子里腌的咸菜野菜，稀里呼噜往下咽。
那咸菜也不是什么好东西，无非是些老萝卜缨子、苦苣菜，捣得碎碎的，拌点醋和盐，酸得人龇牙咧嘴。就这，他也吃得香。寺里的老和尚见了，摇头叹气：“娃啊，跟师父说，是不是家里没给够钱？”他总咧着嘴笑：“师父，这粥有米香，菜有土味，挺好。”
这“划粥断齑”的日子，他一过就是三年。晨露还挂在松针上时，他就揣着两块冻粥钻进藏经阁；月亮升到树梢了，他才踩着露水回房。寺里的油灯熬得灯芯结了痂，他就用指甲刮掉再点；砚台里的墨冻成了块，他就哈着气用手焐化了再写。谁也没见他喊过苦，倒是常听见他在院子里背书，声音亮得能惊飞树梢的麻雀。
命运这东西，有时真跟开玩笑似的。别人挖空心思找钱，他却在玩闹里撞见了横财。
那天轮到他打扫禅房后的杂物间，墙角有个老鼠洞，大得能钻进只猫。他童心起了，找了根细竹竿往里捅，想把老鼠赶出来。没成想，竹竿捅到半截就卡住了，使劲一拽，“哗啦”一声，洞壁塌了块土，露出个黑黢黢的坛子口。
他心里咯噔一下，蹲下身扒开浮土，好家伙！整整一坛金银！元宝叠着元宝，银锭压着银锭，在昏暗的光线下闪着冷光。再往旁边挖，又挖出两坛，加起来能把这杂物间堆满。
换作旁人，怕是早抱着坛子跑了。可朱说盯着那些金银看了半晌，忽然站起身，找来几块木板把坛子盖好，又一捧捧往回填土，把洞堵得严严实实，连个脚印都没留。做完这一切，他拍了拍手上的土，像没事人似的继续扫地，仿佛刚才看见的不是金银，是堆石头。
后来醴泉寺衰败，佛像都蒙了灰，他才托人给方丈带了句话：“禅房后有三坛财，可修庙宇，塑金身。”方丈派人去挖，果然分毫不差。这事传开后，有人骂他傻：“有这钱，还遭那罪吃冻粥？”他听了只笑笑：“不是自己挣的，揣着烧心。”
在朱家的日子，也不是总平静。朱家的几个兄弟，仗着家底厚实，花钱大手大脚，今天买只上好的毛笔，明天请人去酒楼吃酒。朱说看在眼里，忍不住劝：“兄弟们，爹挣钱不易，咱该把心思用在读书上。”
这话戳了马蜂窝。老三朱柏把手里的玉佩往桌上一拍，冷笑：“朱说，你算哪根葱？穿我朱家的衣，吃我朱家的饭，倒教训起我们来了？”老大朱松更直接：“你当自己是范家的少爷？别忘了，你现在姓朱！”
“姓朱”这两个字，像根烧红的针，猛地扎进他心里。他愣在原地，脸色煞白，耳朵里嗡嗡作响。夜里，他抱着枕头问娘：“娘，我真是朱家的孩子吗？”娘的眼泪“唰”地掉下来，捂着脸哭了半宿，才把他爹早逝、改嫁朱家的事说了个明白。
那晚，朱说一夜没睡。天蒙蒙亮时，他揣了把娘给的旧剑，跪在娘面前磕了三个响头：“娘，儿子不孝，不能在您身边尽孝了。等我十年，不，五年！我定要恢复范姓，风风光光接您回家！”娘拉着他的手哭成泪人，他却挣开手，头也不回地走出了朱家大门。晨光把他的影子拉得老长，像根宁折不弯的扁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