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德林的高墙内，早春的寒气仍透过斑驳的砖缝渗入。李宇轩手中拿着一份两天前的《人民日报》。
报纸头版醒目的标题写着：“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两国关系进入新纪元”。他的目光停留在那些铅字上，思绪却飘向更远的时空。1939年，他在柏林与苏联军事顾问的短暂会面。1943年开罗会议期间，罗斯福私下向他提及战后国际格局的预想。如今，条约已签，世界真的变了。
“景公，今天的报纸。”
刘广志所长的声音从门外传来。
“刘所长，请进。”李宇轩放下报纸，整理了一下洗得发白的棉服。
门开了，刘广志端着一杯热茶进来，放在简陋的木桌上：“今天又有几位您的学生想见您，说是想请教些历史问题。”
李宇轩微微颔首。
“今天下午吧。”他简单回答，目光重新落回报纸，“这个条约，你怎么看？”
刘广志迟疑了一下：“加强国防，获得援助，对华夏的建设很重要。”
“是啊，很重要。”李宇轩轻叹一声，“1923年我访问苏联，见过年轻的苏联代表。那时他们刚刚经历革命不过5年，处境艰难。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他没有继续说下去。刘广志知道这位老人话中有话，但也不便深问。在功德林，李宇轩享有特殊的待遇——不仅可以阅读报纸，还能收到一些经过审查的书籍。他那句“李老学识渊博，可为我们镜鉴”的指示，刘广志始终牢记。
二月的燕京，寒风凛冽。中南海怀仁堂内，《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字仪式刚刚结束。粥回到办公室，脱下外套，若有所思。
“王里，李主任那边已经按照您的指示，送去了条约全文和相关资料。”秘书轻声报告。
粥点点头，走到窗前：“景行兄看了有什么反应？”
“据刘所长说，李宇轩仔细阅读后，只说了一句‘棋局已定，落子无悔’。”
粥眼中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给刘所长打个电话，请他在适当时候问问景行兄，对条约第七条关于军事援助的部分有何见解。”粥转身吩咐，“要委婉，不要让他觉得是试探。”
“是。”
与此同时，功德林内，李宇轩正与几位来访的学生交谈。为首的是一位中年将领，黄埔六期生，如今已是解放军某兵团参谋长。
“主任，中苏条约签订后，国际形势会有什么变化？”一位较年轻的将领问道。
李宇轩缓缓端起茶杯，抿了一口：“你们可知道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
众人面面相觑。
“那个条约，”他继续说，“埋下了二十年后的战争。不是因为它本身有多么苛刻，而是因为它建立在不稳定的平衡上。”他顿了顿，“今天的条约不同。它是弱者与强者的联合，是新政权争取生存空间的必要之举。但你们要记住，国家之间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
室内一阵沉默。这些曾在战场上与国民党军拼杀过的共和将领，此刻却像当年在黄埔课堂上一样，认真聆听着这位“主任”的教诲。
“主任的意思是……”兵团参谋长试探地问。
“我的意思是，”李宇轩看向窗外光秃的树枝，“要利用这段时间壮大自己。苏联的援助很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学会他们的技术，培养自己的人才。我在访问苏联时，看到他们如何从一战后的一片废墟中重新崛起，靠的不是外援，是教育和技术。”李宇轩说着说着慢慢的想到了一些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