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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电话亭的玻璃蒙着一层灰，边角处还贴着半张泛黄的寻物启事，张嘉豪攥着话筒的手指泛白，指节因用力而凸起。听筒里传来律师沉稳却带着隐忧的声音，电流声滋滋作响：“对方一口咬定送过价值五千的礼品，还有所谓的‘人证’签字画押，光靠时间线冲突，很难彻底推翻举报。”
挂掉电话时，三枚硬币从退币口滚落，叮当作响地砸在水泥地上，在寂静的巷口格外清晰。已经是周三下午，距离父亲被暂停工作刚好两天，张嘉豪向班主任递了张手写请假条，揣着从家里木柜翻出的父亲工作台账——那本蓝皮笔记本上，密密麻麻的钢笔字迹记录着近三年的出差行程，纸页边缘已经被翻得发毛——站在市二轻局家属院门口。
老式红砖楼爬满深绿的爬山虎，藤蔓顺着墙缝蜿蜒，楼道里飘着饭菜香，混合着煤炉燃烧的烟火气。张嘉豪按照台账上的联系方式，敲响了父亲的老同事李建国家的木门。“吱呀”一声，门内探出张布满皱纹的脸，李建国穿着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袖口卷到小臂，看到张嘉豪手里的手写台账，眉头瞬间皱了起来：“小豪？你爸怎么让你来跑这事？他自己怎么不来？”
“李叔叔，我爸被这事绊住了，单位不让随便外出。”张嘉豪把台账摊在客厅的木质茶几上，茶几表面还留着茶杯烫出的白印，他指着其中一页用红笔圈出的出差记录，“你看，举报信里说他五月十六号收了礼品，但台账上写着你俩那天一起去邻市考察，火车是早上七点的，对吧？”
李建国戴上挂在胸前的老花镜，镜腿用棉线缠着，他仔细看着台账上的钢笔字迹，又转身从书柜最底层翻出一个铁盒，里面整齐码着一沓火车票和工作笔记。“没错，那天我们坐的绿皮火车，凌晨五点就从家里出发了，在火车站旁边的早点铺买了油条豆浆，哪有时间收礼？”他抽出一本牛皮封面的笔记，翻开其中一页，“你看，我这里也记着，当天考察的是邻市的家具厂，对接人叫王志强，下午三点才结束。”
火车票复印件已经有些泛黄，上面的字迹却清晰可辨，出发站“青州市”和到达站“临河市”的红色印章盖得端正。张嘉豪接过车票，指尖触到微凉的纸页，心里一阵发烫，他掏出提前准备好的方格信纸和英雄牌钢笔：“李叔叔，能不能麻烦你写一份证言，证明那天你和我爸在一起？”
李建国没有犹豫，坐在八仙桌前，拿起钢笔一笔一划地写起来。阳光透过窗户照在信纸上，墨水慢慢晕开，字里行间满是恳切：“本人李建国，与张卫国系市二轻局同事关系，二零零四年五月十六日，与张卫国共同前往临河市考察家具产业项目，早七点乘坐K421次火车出发，全程同行，无单独行动时间，特此证明……”写完后，他仔细核对了三遍，从抽屉里摸出红色印泥，按下清晰的红色手印，又把三张火车票复印件和一页工作笔记复印件钉在证言下方。
“谢谢李叔叔！”张嘉豪小心翼翼地把证言折好，放进书包里的塑料文件袋，心里的石头落了一块。但他知道，只有同行证人还不够，必须找到举报者恶意构陷的直接证据。根据舅舅提供的线索，举报信里提到的“合作方”，是一家叫“鼎盛商贸”的公司，而父亲的台账里，根本没有与这家公司的任何业务往来记录。
他骑着家里的老式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还缠着胶布，赶往鼎盛商贸所在的富民街。路边的公共电话亭又一次派上用场，玻璃上贴着“市话每分钟两角”的纸条，他按照台账末尾记录的另一个名字，拨通了鼎盛商贸前员工王芳的电话。王芳去年从公司离职，曾在父亲负责的社区改造项目里做过对接，张嘉豪记得她之前来家里送过资料，说话做事都很实在。
约定在街角的国营茶馆见面，茶馆里摆着长条木桌，墙上挂着“禁止吸烟”的纸质标语。王芳穿着朴素的蓝白连衣裙，神色有些犹豫，手指紧紧攥着帆布包的带子：“小豪，我知道你爸是被冤枉的，但鼎盛的老板刘建军跟市里面有些人有关系，我怕说了之后，他们会找我麻烦。”
“王阿姨，我只想要真相。”张嘉豪从书包里掏出一个银色的磁带录音机，机身还带着温热，是他从同学那里借来的，“如果真是有人指使公司诬告，你说的每一句话，都会帮我爸洗清冤屈。我保证，绝对不会泄露你的信息。”
磁带录音机转动的声音很轻，沙沙作响。王芳喝了口搪瓷缸里的茶水，终于下定决心：“其实举报信是刘建军让办公室主任写的，我无意间在茶水间听到他们打电话，说收了别人的钱，要搞垮你爸。”她压低声音，左右看了看，“那个‘人证’，根本不是什么合作方员工，是公司临时找来的临时工，叫张强，给了五百块钱让他签字画押的。”
张嘉豪的手指紧紧攥着录音机，指节泛白。王芳接着说：“我离职就是因为看不惯他们这种坑蒙拐骗的做法，没想到他们会害到你爸头上。”她从帆布包里掏出一张折叠的工资条，“这是张强的工资记录，你看，五月底他领了五百块钱，备注是‘补贴’，其实就是签字的好处费。”
工资条是用打印机打印的，边缘有些毛糙，上面的字迹歪歪扭扭，却成了关键证据。张嘉豪关掉录音机，把磁带取出来，小心翼翼地放进贴身口袋的塑料袋里：“王阿姨，谢谢你，这份工资条我能带走吗？”
“能是能，但你一定要收好。”王芳叮嘱道，“刘建军那人睚眦必报，你千万小心。”